南宋初年有个干部，名叫秦棣。秦棣名气不大，他的哥哥却很有名，就是秦桧。秦桧当时权倾朝野，秦棣也身居要职，在安徽宣州当市委书记。
当时宋金交战，国库空虚，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朝廷在各州府都建起国营酒厂，低价生产，高价卖出，从中获取暴利。同时还关闭了所有民营酒厂，并严禁老百姓私自酿酒，胆敢自酿，就是违法，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垄断必然抬高价格、降低品质，这个经济规律在南宋得到了完美体现：“今酒官皆先禁私酒，次造劣酒，盖私酒绝，则官酒虽恶，不容不买。”不仅如此，由于垄断生意太好做，各地酒厂不思进取，酒的质量越来越低劣，酒价却像房价一样飞涨，老百姓根本喝不起。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不让私酿，我偷偷地生产，一年酿上几十斤黄酒，不卖，自家饮用，起码逢年过节招待客人，不用再花高价去买国营酒厂的劣质酒了。但当时不仅严禁私酿，而且还鼓励百姓检举揭发。不过，检举揭发的人很少。对于这种现象，“上进心”不强的地方官会表现得很通情达理：民不告，官不究，毕竟老百姓过日子不容易；而那些“上进心”强、又心狠手辣的官员，就会大肆抓人，用更加严厉的刑罚来杜绝私酿对国营酒厂垄断利润的威胁。
秦棣就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官员。他为了超额完成指标（当时朝廷给地方官定有酒水专卖利润指标，州官和县官每年都有“创收”任务），经常派捕快和国营酒厂的执法队挨乡挨村排查，一旦发现酿酒作坊，立马砸场子拿人。
有一天，执法队听说城郊何村有户人家在酿酒，又听说那户人家在本村很有人缘，怕白天去逮会遭到村民围攻，于是就在晚上溜进何村，包围了那户人家，然后破门而入。哪知这户人家以为来了强盗，在后院咚咚地擂起牛皮大鼓。全村男子听说来了“强盗”，都拿着棍棒冲了过来，把那队长和几十个队员捆了个四马攒蹄。第二天一早便派人到衙门送信，说我们抓住了一帮强盗，现在就在我们村捆着呢，请大老爷过去看看。衙门的人过去一瞧，不是强盗，是执法队被捆上了，大惊，赶紧向秦棣报告。
秦棣气得脸色发青，恨不得把那个村的人全给抓了，可是又怕激起民变，就骗村民说：“你们抓贼有功，现在就请你们把强盗送过来吧。”于是大伙高高兴兴地带着“强盗”到了衙门。这时秦棣突然翻脸，喝令衙役把领头的三个村民按倒在地，从头到脚用麻绳捆紧，从肩膀以下，到小腿以上，每人挨了100大板，等到把绳子解开时，那三个村民已经死了。
按当时法律，无论官吏还是百姓，凡是没有经过主人允许，同时又没有合法手续，私闯民宅者，都可以按盗贼论处，主人有权把闯入者当场打死或者打伤，而不必受到法律处分。那几十个执法队员在半夜破门而入，又拿不出合法手续，村民完全可以把他们打死，现在只是把他们捆起来送交官办，可谓守法良民。而秦棣竟然把守法良民给活活打死，实在徇情枉法到了极点，惨无人道到了极点。
于是，有御史向朝廷参奏秦棣，用了“惨毒”两个字，但竟然没有任何一级衙门敢于过问，而且秦棣还能顺利升官。在南宋野史《夷坚乙志》中，作者洪迈为了证明天理昭彰报应不爽，不得不虚构了一个结局：秦棣在打死村民之后的第二年，得了暴病，死在了宣州。
其实，秦棣的恶行被捅到朝廷，最后竟然无事，最关键的原因并不是他哥哥秦桧身居高位，而是因为秦棣的做法正跟朝廷合拍—朝廷为了获得专卖暴利，正在严厉打击私酒，和这个高远的政治目标相比，冤死几个村民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