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南宋是一个由汉族建立的正统的南方政权王朝，北宋和南宋都属于宋朝的一部分，历经靖康之变和宋金和议后，宋朝政府放弃原来北方地区，在临安定都，史称南宋。
宋朝历经一百四十多年，自然也无法避免这个世世代代都为之关心的话题——皇权与相权，而南宋权相更是层出不穷，不禁让人感到疑惑，而今将以南宋奸臣"史弥远"为例，分析宋朝"权相"的形成与特点。
一、 埋下祸患：宋初表面的权力分散
宋朝皇帝为防止五代十国的乱象再次发生，为了维护朝局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制定法律，整顿制度，注重对前朝的弊政进行修正并吸取教训，既处心积虑地加强中央集权又对权臣处处防备，重点加强对位高权重的宰相的防范。
采用"二府三司"的中央官制是从前朝皇权旁落，朝代更迭频繁的问题上考虑所得，宋朝初期通过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分割宰相的行政权、军权和财权。
因此，从制度的角度上看，宰相的权利被大大削弱，并且朝中各个部门相对独立，各不知事，以此确保大权被皇帝牢牢掌握在手。
宋朝选用宰相是十分慎重的，宋太祖赵匡胤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这种理念也是出于"读书人、文人更容易控制"的思想，对皇权造成的威胁更小，而这道旨意也在宋朝后世的治理中得到了充分的落实。
皇帝亲选宰相，由文人担任元丰官制改革之后，设立了左相和右相，废参知政事后，又设置了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右丞、左丞为执政，因此宋朝的宰相级别人数大增，是群相而非独相，人数的增加所导致的是权力的分散和互相牵制，也就意味着相权的分散，对于皇权的威胁更是减少。
从这个角度看，宋朝对宰相权力的制约是到位的，分散了相权同时减少了皇权的威胁，但这种权力分散，并没有完全克制宰相之权，也是"权臣"现象的形成的源头。
二、宰相权力扩大、集中是形成之基础
北宋前期形成了以皇帝为中心，宰执、台谏与侍从相互制约的权利结构，为了防止宰相专权设置的三司使、枢密院、审刑院等的权力分工，掌管绕开宰相，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
但这种权力结构不是真正的权力制衡，而是建立在皇权至上之下的官僚系统平衡机制，同时，皇权不受制约，皇帝滥用权力难以得到控制，并且，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权力很容易在皇帝放任和宰相结党的过程中扩张。
财政权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集权和分权在财权分配上有十分明显的反映，财权的集中往往是国家集权的结果，宋代宰相相对财权的控制上，总的方向是不断向在宰相集中，最终在元丰改制时期，"罢三司并归户部"，财权就一直由宰相把握在手了。
与北宋相比，南宋宰相的财权更加集中，元丰以后，设立"国用司"，由其总管理财，最高长官由宰相和参知政事担任，国用司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宰相对财政的控制力。
从财政预算到审核项目、催缴钱财乃至国库的管理，都纳入了宰相的控制之下，财政大权尽归宰相，之后国用司随被废，但宰相对于整个财政体系的控制已经成为常制。
宰相之权，除了兵权和财权以外官人进贤为最其大者，掌握人事权是宰相控制朝政，秦桧、韩侂胄、史弥远都是因为成功掌握人事权而在政治斗争中获胜。
南宋宰相人事权的扩大海标下载宰相对参知政事任命的干预和对台谏官任命的绝对控制，南宋时期处于有效统筹管理和提高决策效率的需要，宰相权力得以更加扩大。
南宋突破了宋朝初期分权制度的约束，宰相集民事、财政、军事和人事任命权于一身，在权相政治时期，宰相的实际权力甚至超过皇帝，事无不统，堪称全能的宰相。
南宋以宰相兼官、设置最高机构等方式，宰相权力集中得以制度化，此时如果皇帝驾驭宰相无术，便会出现事无不统的专权宰相，也就出现了"权相"。
三、集高度信任和笼络人心于一体
史弥远在是南宋中后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代称其为权相或权臣，史弥远以其独掌朝政二十五年之久的政治历程成为焦点，史弥远政权的成立代表了士大夫舆论推动下的以宰执为领导的政治体制的恢复。
史弥远是历史上的一大奸臣，他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立场，同时也反映了南宋政体的格局和权力的变化。
1、拥有高度信任和依赖
皇室是帝国的第一家庭，皇室的性格对于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有着很大的影响，皇帝作为国家的主宰，他的性格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尤其巨大。
总体来说，宋太祖开启的祖宗之法是贯穿宋代政治史的一条主线，其精神原则的确立，奠基于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杀言事臣僚"是重要内容，这就为北宋士大夫创立了相对优越的政治环境。
主要表现在皇帝对宰相的高度信任和依赖，触犯皇帝也罪不至死，反而可能会因此加官进爵，在这种环境下，面对士大夫的舆论，皇帝往往倾向于向臣僚妥协而不是坚持主见，这就为许多权臣专横跋扈提供了契机。
2、以道学笼络人心
南宋士大夫政治文化，既是北宋政治文化的延续，更是宋代政治文化的重要转折。道学渐成气候，士大夫政治理想由外向到内向，相对于北宋，南宋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地域上，南宋退缩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成为一个南方政权。
从人员结构上讲，退缩至南方的官员有一部分是适应了新法行政的官员。
从政治风向上看，南宋君臣把靖康之耻的源头归结到王安石改革上，在此背景下，南宋的士大夫一方面具有士大夫政治精神，政治主动参与性表现强烈，另一方面，南宋士大夫的关注点由全面的制度改革转向了道德领域，而道学就是在适应这种变化的形势下产生的。
南宋士大夫始终不放弃"回到三代"的理想，对于以士为主的原则也十分坚定，但也只是个口号，实际上都屈从财物，许多士大夫沉迷性命之理，崇尚清谈，或是投身于货殖，喜好财利，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以士大夫为基础建立的社会建构更加稳固，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也日益强化。
史弥远之后，南宋朝廷不乏道学人士，大多道学家只会清谈，许多士大夫巴结权相，聚集财货，军力不振，财政亏空，这种政治风气正好适应了权相的专权，史弥远、贾似道都大量任用道学家，既用之以笼络人心，又不会对自己权势造成威胁。
3、后代恩荫入仕起点高
史弥远是秦孝宗时宰相史浩之子，早年也是通过恩荫入仕，后又进士及第，十米远的发迹还有另一层关系，就是他曾担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的官员，为太子、皇子讲学、教授书法，因此与皇室关系密切，宁宗杨皇后以史弥远为联盟，与这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亲党、姻亲是士大夫结党的重要纽带，获得高位官员通过恩荫、结党使其家族长期保持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在血统延续的同时伴有权力和名望的延续。
名臣的后代有更多的机会成为党魁和朝廷重臣，而宋朝四大权相无一不是士大夫家族恩荫和联姻的受益者。
秦桧之妻是神宗时宰相的孙女，又是徽宗时权臣的干女儿；韩侂胄恩荫出身，是北宋名臣韩琦的五世孙，妻子是吴皇后的侄女；贾似道之父是长期镇守边疆的阁臣，贾似道因此得以恩荫，贾似道之姊车各位宋理宗的宠妃，也是贾似道政治上的重要转折。
权相多以恩荫入仕，他们大多从小爱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成长，不熟悉下层百姓的疾苦，这更容易造成政治的腐败和崇尚奢侈的社会风气。
4、宰相集权制度化
史弥远以丞相的身份长期掌权，这一阶段的主要决策机构是中书门下，而决策场所主要在史弥远的私宅，史弥远的上台路径类似其父史浩，都是以储君府邸旧人发迹，进而掌权的。
史弥远专权时期最大的特色就是将宰相集权制度化，史弥远身兼左丞相、枢密使、统领军政，并进一步加强个人集权，首先彻底打破宋代分权体系，将宰相兼任枢密使固定下来。
其次，废除了宰执合掌共议的政事堂制度，朝廷政府由丞相一人独裁，史弥远常常称病在家，实际上是在家中决策大小朝政，"威势已成，遂至决事于房内，操权于床弟"。
史弥远在政期间，大小事务决于史弥远，政务从不向宁宗奏禀，朝野"皆言相不言君"，丞相的府邸成为中央主要的决策机构。
史弥远在是南宋中后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代称其为权相或权臣，从史弥远独掌朝政25年之久的政治历程，可以看出宋朝权臣的发展和特点，以及宋朝后期皇帝驾驭宰相无术的现实，和颓废的宋朝官场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