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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出了个19号令，公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19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将会进一步好转。
然而，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不违规的科技人员只是科技界的良民。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围绕如何促进科技发展，我想讲两点感想。
一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历史上大禹治水不是采用他父亲使用过的堵塞的办法，而是疏导成功的。人的心灵净化也主要靠远大理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引导。我读初中时读过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流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这句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媒体可能对科技界格外关注，出一件丑事就铺天盖地，满城风雨。即使是《肿瘤生理学》集中撤稿这样的国际丑闻，也与前一段时间逼迫临床医生写SCI论文的导向有关，受第三方公司所害。
科技界的违规行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至于申请人才“帽子”、评奖时“打招呼”托人帮忙，确实很普遍。这是一股必须刹住又很难根绝的歪风。
中国人的传统是“情、理、法”，受人之托，总觉得难以驳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扰。希望19号令起到清洗剂的作用，横扫这股歪风。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评审制度造成的。如果不设这些人才帽子，评成果奖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根本不知道评审的人在评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评奖基本上是背靠背的，采取推荐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优秀博士论文奖因为要各个学校上报，就有人打招呼。
二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前不久，我参加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举办的高峰论坛，其中有一个环节是与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座谈。任总最近到几所大学访问，反复讲“宽容出人才”。他说得很明白，“要想将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这次与我们座谈，他提到一位是被网上骂成“汉奸”的清华大学毕业的海外才女高杏欣。我国从事北斗研发的科研人员已经澄清，所谓“破解北斗卫星编码”是无稽之谈。任总认为高杏欣没犯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大错，这样的人才应当吸引回国。
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烦则人劳，扰则鱼溃。我觉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鲜，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应尽量少打扰。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先安排，宏观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随机出现的，做了几年没有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19号令规定的违规行为有一条是“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这对立了“军令状”的工程任务是适用的，但对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就难以判断是不是“随意降低”。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为怕承担结题时降低任务目标的风险，申请课题时普遍打点埋伏，提前降低一点目标要求，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就很难出现。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丰硕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地“广种”，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的边界。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
即使是高技术开发性质的课题，技术变化很快，三年之后原来设想的技术途径走不通了也不奇怪，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的决策。如果过于看重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难说。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
（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作者 李国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