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映在现代建筑和树木之间的碉堡
石牌保卫战中使用的机枪
□楚天都市报记者 刘俊华 通讯员 李重庆 周娣
石牌，位于三峡大坝下游约20公里，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村落，也是5A级景区三峡人家的一个渡口码头。
1943年5月至6月间，石牌保卫战在这里打响。这是一场关乎民族命运的战役，也是抗战的重大军事转折点，它以中国军队大胜告终，从而阻止了日军沿长江西进重庆的企图，对中国抗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月1日，楚天都市报记者乘坐景区的游船，从江中眺望石牌，美景中残留的碉堡、炮台，仿佛在发出无声的呐喊，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硝烟弥漫的过往。
硝烟散尽 要塞今建纪念馆
前日，楚天都市报记者从宜昌沿长江西进，驱车约一个半小时，抵达三峡人家风景区。眼下正是旅游旺季，游客从各地蜂拥而至。
沿途的指示牌上，都有“石牌要塞”的标识。到了风景区，记者才发现，石牌原来位于长江对岸，需要乘坐景区的游船方可到达。
船至江心，能清楚看到长江至此拐了一个急弯。两岸绝壁耸峙，有巨石如令牌立于岸边，石牌由此得名。
恰逢上游三峡大坝泄洪，江水流势湍急，让人更增大江东去的感慨。
船上游人纷纷举着手机、相机，拍摄沿岸风景，对上游的巴王寨、龙进溪等景点充满期待。很少有人留意石牌——这个抗战时期的民族要塞，在今天很容易被忽略。
登岸后，记者径直向石牌村头寻访，在几块施工挡板和大树的掩映中，发现几座碉堡和炮台，还有一座石牌抗战纪念碑。应该就是这里了。
现场施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正在建造石牌抗战大遗址保护项目陈列馆，预计年底竣工。
环顾四周，记者很难将这个宁静的江边小村与硝烟弥漫的战场联系起来。但循着纪念碑后面的江岸探寻，水泥筑就的战壕工事，像迷宫一样分布在山岭之间；一座废弃的碉堡，混凝土墙足有50厘米厚，四周留有机枪射击孔。
看来，战争留下的痕迹，并未完全被岁月冲刷掉。
小村印记 落后挨打教训深
58岁的张元才，是土生土长的石牌人，他从小就听老一辈人讲当年的那场恶战。他热心地用摩托车载着记者，沿山路指点当年战场的布局。
“我们这里其实是陈诚的指挥部。真正的一线战场，在下游一点的平善坝，负责一线指挥的是十一师师长胡琏……”这个不善言辞的山里汉子，竟然对77年前的那场战役如数家珍。
张元才带着记者看了当年的战地医院，还有牺牲将士的忠烈祠。他说，当年村里几十户人家，家家都住着部队，所以老一辈人，对战役的情况非常清楚。
“都怪自己当时太落后了。中国军队守着这么有利的地形，却因为武器和装备不如日本人，战斗才打得那么惨烈。好在我们的同胞用血肉之躯拼下来了，日本鬼子灭亡中国的野心被粉碎了。”张元才说。
57岁的陈兵在江边经营着一家小餐馆。他的儿时记忆里，也真切地留着战争的痕迹。
那时还没有葛洲坝和三峡大坝，江面宽度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他家正好住在长江的拐弯处，门前500米长的江岸上，就残留着5座炮楼，炮口全部对着长江下游来船的方向，就是为了阻挡日本人的军舰上行。
后来，大江截流，江水上涨。陈兵的哥哥重新建房，新房就挨着其中一座炮楼的废墟。
陈兵还记得，小时候长江枯水季，他和小伙伴经常在江滩捡到日军轰炸留下的炮弹壳。
“我们现在能笑着讲这些往事，是因为我们国家强大了，不用担心做亡国奴了。”陈兵说。对于今天的美好生活，他倍感珍惜。
老兵见证 保卫家国洒热血
71岁的简兴安，退休前是宜昌市夷陵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潜心研究抗战历史多年。
他介绍，1938年10月，日军侵占武汉，国民党中央被迫迁都重庆，险峻的长江三峡成为“陪都”的天然屏障。石牌距宜昌城约20公里，自日军侵占宜昌后，石牌便成为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当时，从湖北到四川，还没有一条可以走车的路，少有的羊肠小道也是险峻万分，高山大岭阻止了日军西进的势头。进攻重庆必须打通长江，而打通长江必须占领石牌。就这样，石牌这个当时不足百户的小村，成为广阔的中国战区最关键的要塞。
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5月至6月间，是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以弱胜强、并最终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胜利的一次著名战役，被西方军事家誉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也有人怀疑石牌保卫战的战略意义和惨烈程度。但简兴安多年走访老兵获得的史料证实，石牌确实是抗战中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第一要塞”。
王正元，1924年出生于石牌附近的朱家坪村，参与石牌保卫战的国民党一二一师当时就驻扎在这里。由于战斗减员需要补充士兵，刚满19岁的王正元被动员参了军，成为一名工程兵。
2014年2月，90岁高龄的王正元在接受简兴安采访时说：“战斗怎么不惨烈呢？我都已经结婚生子了，也要加入战斗。当时好多指挥官，都是写好了遗书上战场的，守不住的话就要亡国了！”
忠魂永存 民族正气荡寰宇
记者采访时看到，石牌抗战纪念碑上，刻着一篇“陆军第三十一师阵亡将士纪念塔志”。这篇志作于1945年，记录着当年民族忠魂的浩然正气。
“日寇侵扰，国都西迁，迨沙宜陷落，斯域以形势险要，遂成国防要塞。至癸末春夏之交，湘鄂会战，寇旗迫进……石牌遂熠耀寰宇，一时有东方‘史达林格勒’之称……”
当时负责防守石牌的国民党第十八军，共辖第十一、十八两个师，其中十一师扼守要塞核心。上阵前，十一师师长胡琏举行誓师大会，他和官兵们写下遗嘱，决心与石牌要塞共存亡。
战区长官陈诚曾打电话问胡琏：“守住要塞有无把握？”胡琏回答：“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
2016年，记者采访过胡琏的译电室主任、抗战老兵陶基烈。他说，他亲眼见过胡琏写给妻子的遗书：“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时隔70多年，陶老忆及当年的慷慨悲壮，仍感壮怀激烈。
如今，记者在石牌古镇的江岸山岭间穿行，炮火硝烟早已远去。欣赏着江山如画，感受着家国安宁，更觉民族忠魂长存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