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的指示：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
按照朝鲜战场形势的成长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呼吁战犯打点所北迁。1950年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转移押解之前，由所里通过广播，告诉此次北迁是为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还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无条件地释放他们，否则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控告。有的怀疑北迁是假，奥秘处决是真，吓得惶惑不安。为了不使战犯发生错觉，此次转移押解，没有防范森严，没有造多高声势，一路上不动声色，就像一次泛泛坐车观光。但越是这样，他们越是心生狐疑，一路上不住地不雅察看动向。直到发现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异常现象，才逐渐放下心来。到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尉以下的战犯大部门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
1950年10月25日，我国当局庄严宣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动静，欢快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美国进攻中国找到借口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标语，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叫。他们还操作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搭监外日侨越狱暴乱，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为了达到对日本战犯革新的目的，首先要压下他们傲慢嚣张的气焰，整顿监规，避免闹监。他们闹监是有组织的，带头的是伪满锦州差人局警正鹿毛繁太。此人极端反动，武士道精神十足。东北公安总处处长汪金祥决定抓住这个典型，找鹿毛繁太谈话。汪金祥还没来得及问话，鹿毛繁太就八面威风地问：“我是战俘，凭什么关押我？你们懂不懂国际法？”
汪金祥说：“你既然懂得国际法，那就请你回覆，国际法哪一条划定一个国家可以侵略另一个国家？”
鹿毛繁太说：“我是来辅佐满洲国维持治安的。”
汪金祥说：“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请你们来维持治安的？”
鹿毛繁太说：“我是奉天皇陛下的呼吁。”
汪金祥说：“正因为你们忠实地执行日本天皇的呼吁，所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战犯。”
鹿毛繁太固然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汪金祥依照法令严厉予以驳倒，鹿毛繁太未敢继续顽抗，只得暗示检讨。回监房后颠末激烈的思想斗争，写了4遍才写出来。汪金祥决定趁热打铁，又要鹿毛繁太在战犯大会上公开检讨。鹿毛繁太无可何如，只得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闹监。鹿毛繁太在战犯中被称为“大和魂的榜样”，未料也在中国人民面前低下头来。此次大会对所有战犯起了极大的震动感化。为了操作这个典型，打点所所长孙明斋乘势组织座谈会商，要所有闹监的战犯做出检讨，保证接受打点革新。这时我们在朝鲜战场上已经取告捷利，随即向日本战犯宣传我军强大的反扑，迫使美军不得不步步南撤的战争场所排场，打掉他们的幻想。同时开展政治攻势，鼓舞鼓励表示好的、批判表示坏的，使这个似乎“铁板一块”的“战犯碉堡”，开始发生分化，很多战犯写了检讨，一些尉级战犯，主动反映环境，揭露一些将校级战犯的所作所为，从而孤立了极端顽固分子。从此以后，我们掌握住了他们的思想动态，闹监现象也平息了下来。
这些战犯不成能等闲屈膝认罪，他们虽不敢闹监，但在暗地里却彼此散布：“难忍者忍之，难受者受之，十年后日本国旗还要在此地上空飘扬。”一些战犯背后说：“侵华战争是日本全民战争，如果说我们有罪，日本人民都有罪”，“我们是执行上官的呼吁，个人没有责任”，“日本当局已向全世界谢了罪，我们没有义务再谢罪”。可见他们成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妄想何等根深蒂固。要使他们认罪，单靠打点不行，必需攻破他们的反动思想。因此，我们采纳了促使他们认罪服罪同教育革新结合进行的方针，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按照他们的表示，实行争取下层、分化中层、晃悠上层、孤立反动的做法，采纳先尉级后将校级，先小批后多量的轨范，以及抓典型促一般的方式。从1951年开始，打点所开展了认罪勾当。打点所的同志一方面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待遇，不歧视、不侮辱、不打骂，尊重他们的人格，糊口待遇适当从优，从日常糊口中浮现我们的政策。同时揭露他们侵华战争的各种罪行，褒贬他们的反动思想，宣传镇压与恢弘相结合的政策和有关法令，从思想上给以强大压力，引起这些战犯强烈的思想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