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前，在中国北方草原上，曾经出现过一支非常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匈奴。强盛之时，匈奴地方东达辽宁，西至西域，北至西伯利亚，南达长城之下，精壮战士更是多达30多万人。
由于它的游牧民族的特性，便不可避免地，与长城南边的农业民族产生生存争斗。最初战国时代的赵国，统一之后的秦国都发生过战争，而公元前220年建立的汉朝，也曾经在高祖刘邦的带领下，与匈奴发生过一场大战。但这场战争很快演变成“白登之围”，汉朝大败，皇帝都差一点被匈奴人俘虏。
巨大的实力落差，让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都不得不采取和平方式，定期向匈奴进献财物，并奉上公主，美其名曰：和亲。其实就是屈辱的“以女人换和平”的策略。
实力是每个政权都刻意追求的。汉朝当然是不甘心被匈奴人踩在头上，数任皇帝都憋着一口气，藏着一股劲去发展生产。六十多年的努力，换来"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盛世。
实力的增强，带来的是充沛的自信心，汉武帝决定对匈奴发动战争，以雪“以女人换和平”的耻辱。
全面反击匈奴（从公元前133年—公元前127年）。
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下诏反击匈奴，从此拉开了数十年战争的序幕。首战“马邑之战”，汉武帝任命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共率军30万人在马邑（今山西朔州）设伏，以马邑人聂壹为间谍，引诱进入伏击圈。可是匈奴单于比狐狸都狡猾，中途发觉汉军埋伏，便及时北撤，汉军的伏击计划失败。
汉匈之间，因并未发生正面交锋的“马邑之围”，关系正式破裂。既然脸皮已经撕破，汉武帝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先后发动“龙城之战”、“河南之战”，捣毁匈奴圣地龙城，收复河套地区，使得匈奴初步见识了汉军的实力。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朝便掌握了一处丰茂的大草原，对汉朝繁育良种军马提供了天然的优良草场。
全线反击阶段（公元前126年—公元前117年）。
汉匈开战之后，匈奴对边郡更加频繁，促使西汉王朝全面展开对匈奴的战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数万骑兵，在李息、张次公的配合下，发动“漠南之战”，重创匈奴右贤王所部。右贤王仓皇出逃，汉军俘虏匈奴15000余人。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又一次部署北进，卫青率军10万人，向北推进。18岁的小将霍去病，横空出世，率所部八百人，俘虏了匈奴单于的祖父、叔父及其许多重要首领。
全线反击阶段，最大的成果其实还是河西走廊的攻占。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出兵陇右，超过焉支山（胭脂山），一路向西千余里，杀匈奴二王，俘虏浑邪王子及大小将领，斩首8900多，缴获匈奴休屠王的金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又率兵万余人，出北地郡，在张掖一带与匈奴大战，大获全胜，歼敌3万。匈奴西部投降汉朝，河西走廓被汉朝控制。
为给匈奴致命的打击。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军10万深入大漠，与匈奴展开鏖战，斩首19000余，单于伊稚斜全军覆没，孤身逃跑。霍去病出代郡2000多里，大获全胜，至狼居胥山而回。
从此匈奴实力大损，不敢再贸然进犯，百余年的匈奴之患，至此基本得到解决。
休战阶段（公元前116年—公元前101年）。
匈奴自遭受到重创后，势力收缩。而汉朝则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设置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徙民屯垦。汉武帝本想不给对方喘息机会，一鼓作气进攻，但霍去病、卫青先后去世，良将缺乏，进攻暂缓。战局重开与汉军失利（公元前100年—前87年）。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兵酒泉被围，大败而还。与此同时，李陵率5000步兵出居延海，遭到匈奴11万骑兵围困，杀伤匈奴数万人后兵败，仅400人突围，李陵投降匈奴。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李广利再次出兵，因其参与立储事件，后又发生巫蛊事件，家人遭到汉武帝治罪，李广利欲立功赎罪，结果兵败，投降匈奴。
长期与匈奴的战争，汉王朝的国力也是大损，国库空虚，后期军事上接连失利，良将匮乏，加内矛盾激化。面对无奈的现实，汉武帝只得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颁布著名的《轮台罪己诏》，从此汉朝的国策从武力进攻，转移至发展生产，与人休息方面。
汉匈之间的战争告之一段落。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去世，汉昭帝继续休养生息之策，汉匈维系和平状态。
汉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若从整体而论，最终的获胜者，还是汉朝，武帝后期虽然匈奴势力有所抬头，但终未能恢复到汉初的能量。不过，即使到后来的汉宣帝、汉元帝时代，匈奴问题仍未彻底解决，直至东汉时代，汉朝还与匈奴接二连三地进行战争。不过，武帝时代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出现了根本性变化，汉朝由屈辱、妥协变为征服，将强盛的匈奴打落低谷，彰显了民族的气势与能力，为后世王朝对外政策，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