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 1月，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大部迁至重庆，一部迁至武汉和长沙，并确定四川为战时大后方，进出四川的通道就成了抗战的重要运输线o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惟一只有走长江。而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狭窄，滩多浪急．1500吨以上的轮船不能溯江而上，所有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西行的大船，当时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宜昌下船“换乘”（换上能走长江三峡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溯江进川。
1938年春，随着国民政府的西撤，大批人员、物资，从华东、华北地区拥向四川，10月．距宜昌仅300公里的华中重镇武汉沦陷后，这股撤退潮一时达到顶峰。1938年秋，宜昌江边从一马路到13码头数里长的空地上，已被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更为严峻的是，这年10月中旬以后，长江上游还剩有40天左右的中水位，较大轮船尚能航行，此后便是漫长的桔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和货都必须在40天内运走。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航线，运往战场。
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力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启动了紧急运输方案：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用公司的20多艘轮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抢运入川的单位有兵工厂15家，其他工厂企业10多家及一些机关、学校等，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1938年1 1月，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第二次声明，宣称要彻底消灭国民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为此，在华日军加紧了对湖南、湖北的攻占，并对宜昌实施疯狂轰炸。宜昌至重庆航程近千公里，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不间断地在峡江航线轰炸，民生公司的船队每天都有损失的消息传来：轮船、木船被炸毁；公司职员献出生命。据统计，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轮船16艘．1 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
采访时间：2005年4月1 1日 采访地点：重庆市 口述者：萧怀柱，1919年生。从小关心国大事，在隆昌中学上高中时喜欢收集卢作孚的事迹，对卢作孚所办的民生公司非常感兴趣，认为是一个新兴实业，为中国人争了面子。因此，当1937年民生公司招收练习生时，他和4个同学一起，步行5天到重庆报考，幸运地当上了练习生。经过公司的培训，被分配到宜昌船务处。
我到宜昌的时候，是一个灯火辉煌的晚上。码头上很多人，街上很繁华，那时的宜昌，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城市。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后，宜昌危在旦夕。这时，宜昌拥塞着3万以上的待运人员和9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可以说，全中国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的基础都在这里，民生公司受命于危难之中。
这时，各轮船公司从大门起，直到每一个办公室，都塞满了交涉的人，公司所有办理运输的职员，都全力办理交涉，没有时间去办理运输了。管理运输的机关，责骂轮船公司，争运器材的人员，又相互责骂。这时，川江已接近枯水季节，中水位的运航时间只有40天了，宜昌一片混乱。
交通部次长卢作孚立即召集各轮船公司负责人和各轮船的船长、引水、宜昌港的技术人员连夜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运完撤退物资的详细计划和具体措施。又请船舶运输司令部出面召集待运物资单位开会，要求大家有秩序地按计划工作，配合运输。卢作孚亲自分配有限的运力，各单位根据分配给他们的吨位，各自选择重要器材，配合成套，先行起运，其余交由木船运输。
那一段时间，24艘轮船便开始不停地往返于宜昌上游各港口之间，其中22艘轮船属于民生公司，只有2艘挂着法国旗的中国船。那时川江上几艘外国轮船，因属中立国，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东西，每吨运价高达300、400元。中国船只不但运送工兵器材和军需品，而且对兵工器材，每吨只收运费30～37元，其他公物只收40元，民间器材只收60余元到80余元。
川江只能在白天航行，码头上的装卸工作尽量利用夜晚的时间。运输采取了1936年创造的“三段航行”法，尽量缩短航程，最不容易装卸的，才运到重庆，其次缩短一半运到万县，再其次再缩短一半到奉节巫山，甚至于巴东。一部分力量较大的轮船，除本身运装外，还得拖带一只驳船。
在那紧张的40天里，每天清晨，宜昌港口都会有轮船开出，下午总有轮船回来。为了争取时间，每只轮船抵达码头的时候，，船口盖子早已揭开，窗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已经举起；两岸码头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经靠近驳船等待着进港的轮船。轮船抛了锚，驳船边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地装货了。
这是前所未有的战时运输，也有前所未有的技术难度。这样多的器材，有些是民生公司从未卸过的大件，公司的技术人员发挥了极大的创造力。公司还在上海招聘了40名会使用机械装卸的起重工人，负责重型器材的起吊、装运，创下了川江货运装卸重件的记录。夜里，宜昌两岸码头上各轮船作业的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歌唱吆喝着号子；拖头来往的汽笛，不断呜叫……
等到在宜昌的所有待运人员和物资都运走后，我们民生公司的人才开始撤退。记得那晚我是和民生公司在宜昌的家属一起走的，当时水位已经很浅了，接我们的“民风号”只能停在江中，工作人员用小船把我们一批批运到大船上。船开时，我回头向宜昌望了望，这个城市一片死寂，没有了灯光，也没有了往日的喧闹声。
两天后，我们安全抵达万县。在等待民生总部新的任务前，我们在万县经历了一次日机轰炸。当时我就站在公司的防空洞口，能清楚地看见日机飞得很低，正在向逃散的人群扫射，连飞行员都看得见。要是有武器的话，真恨不得把狗日的打下来。
▲宜昌大撤退终点——重庆朝天门码头
采访时间：2005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宜昌市政协 口述者：张常武，1924年出生于武汉，民生公司老职员，亲历了1938年宜昌大撤退。
我是民生公司一名老职员。宜昌大撤退发生在1938年下半年。我记得很清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于1938年5月2日以交通部政务次长身份，在宜昌主持召开抢运军公物资紧急会议，成立军公物资迁建委员会宜昌转运处，揭开了抢运西撤的序幕。
这年7月5日，民生公司即一次运送难童900余人到重庆，并全程免费。8月份，滞宜昌难民和旅客已达22650人，难童近20000 10月20日，汉宜公路紧急抢修工程宣告竣工，运送到宜昌的物资和人员又大量增多。24日，卢作孚以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40天为限，用24艘轮船、850余只木船将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器材全部抢运入川0 40天后，此次抢运活动胜利结束。
最为紧张的是1938年秋，武汉失守前后，大批的内迁厂矿要途经宜昌进入四川，当时不能夜航。在宜昌换船的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物资设备器材从宜昌港仓库（库内已爆满），一直堆放到13码头至沿江大道（今世界和平公园）一带，有的堆放到了郊区河滩上。
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民生公司的职员和宜昌的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绞滩上的工人在日机轰炸中牺牲和受重伤致残。
宜昌大撤退时，卢作孚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但他经常“便服”下河、上船，勘察货物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在民生公司的职工，每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套。记得当时有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有点看不起他，他也笑着不去计较。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摘自《我的见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社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汇网#宜昌市#民生#重庆市收藏
而此时，张自忠将军率领的第三十三集团军，正在汉水防线阻击日军，几十万出川增援的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航线，运往战场。
当时能走峡江的只有民生轮船公司的22艘轮船和2艘外轮，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吨至600吨。按这样的运力计算，全部物资和人力运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启动了紧急运输方案：临时增加雇工3000多人，同时征用民间木船850余只，运用公司的20多艘轮船，不停地在峡江来回穿梭。到宜昌沦陷前，民生公司运送部队、伤兵、难民等各类人员，总计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抢运入川的单位有兵工厂15家，其他工厂企业10多家及一些机关、学校等，其中包括两万吨空军器材和广东炮厂的物资。1939年元旦，卢作孚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一级奖章。
两天后，我们安全抵达万县。在等待民生总部新的任务前，我们在万县经历了一次日机轰炸。当时我就站在公司的防空洞口，能清楚地看见日机飞得很低，正在向逃散的人群扫射，连飞行员都看得见。要是有武器的话，真恨不得把狗日的打下来。
▲宜昌大撤退终点——重庆朝天门码头
采访时间：2005年4月20日 采访地点：宜昌市政协 口述者：张常武，1924年出生于武汉，民生公司老职员，亲历了1938年宜昌大撤退。
我是民生公司一名老职员。宜昌大撤退发生在1938年下半年。我记得很清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于1938年5月2日以交通部政务次长身份，在宜昌主持召开抢运军公物资紧急会议，成立军公物资迁建委员会宜昌转运处，揭开了抢运西撤的序幕。
这年7月5日，民生公司即一次运送难童900余人到重庆，并全程免费。8月份，滞宜昌难民和旅客已达22650人，难童近20000 10月20日，汉宜公路紧急抢修工程宣告竣工，运送到宜昌的物资和人员又大量增多。24日，卢作孚以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身份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40天为限，用24艘轮船、850余只木船将滞留在宜昌的人员和器材全部抢运入川0 40天后，此次抢运活动胜利结束。
最为紧张的是1938年秋，武汉失守前后，大批的内迁厂矿要途经宜昌进入四川，当时不能夜航。在宜昌换船的人真可谓是人山人海，物资设备器材从宜昌港仓库（库内已爆满），一直堆放到13码头至沿江大道（今世界和平公园）一带，有的堆放到了郊区河滩上。
那时，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民生公司的职员和宜昌的码头工人、航道上的纤夫、绞滩上的工人在日机轰炸中牺牲和受重伤致残。
宜昌大撤退时，卢作孚已经是交通部次长级的大官员，但他经常“便服”下河、上船，勘察货物装运情况。我看见他穿的便服，就是民生公司下属三峡织厂所产的三峡布制服。当时在民生公司的职工，每人不论职位高低都有一套。记得当时有位报关行的工作人员不认识卢作孚，在他面前指手画脚，有点看不起他，他也笑着不去计较。当时在场的搬运工人，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摘自《我的见证》，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社编，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来源：文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