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还是原来的老城吗？廖志维从来不敢想这个问题。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等待，成了廖志维每天必修的功课。有时从早等到晚，等不来一个客人，老廖只得从不足三平米的摄影室走出来，落寞地掩上斑驳的玻璃门。
老廖经营的林玲照相馆，是奉城老城（位于今上海奉贤区奉城镇内）仅存的、“活”着的老街记忆。千余米长的老街，曾是老城最热闹的集镇区域。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战火中，老城遗迹消失大半，留下最后一段古城墙和一座重建的比丘尼道场；东、西、南、北老街，则随着此后一代代原住民的迁徙，变得萧条。
只有这气味潮湿、灯光昏暗的“三平方米”，以从前的面貌，陪伴老街度过了悠悠90载。老廖是继祖父、父亲之后，这间照相馆的第三代主人。
廖志维坚持每天开门，不忍心关掉它。尽管照相馆的经营，早已随老街一同沉寂下去，时常让等待与盼望徒劳无功。但它毕竟寄存了数不清的老街人青春的印记，寄存了老街曾经历过的日月星辰。
而即便不是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记忆，老廖仍有不舍的理由：“就怕关了店，以前的邻居们认不得回来的路。”
廖志维和他三平米的摄影室。本文照片：杜晨薇/摄
失落的匠人
“照相能有多少技术？”这话从廖志维嘴里说出，不屑的洒脱中，带着那么几分物是人非的味道。
曾经何时，谁也想不到照相这件事会从一门少部分人掌握的精英技术，变成毫无门槛的普及技术。举起手机，人人都可以是摄影师。先进的照相设备，可以高速、高清地记录下任何场景、任何画面，甚至把摄影师变成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行光与影的艺术创作的“傻瓜”。
躲不开技术革新的巨浪，廖志维成了最无奈的一代摄影人。
1930年，上海见过照相机这一“西洋景”的人尚不多。凭着一身“洋技术”，廖志维的祖父林葆英把林玲照相馆的前身，竹影轩照相馆开在了奉城东街上。
祖父林葆英
这是当时整个浦南地区唯一的照相馆。因为稀罕，起初的生意并不热闹。老城里的和周边城镇乡村的人们甚至一度怀疑，要是被那黑突突的盒子“咔嚓”闪一下子，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伤害。
可猎奇是人类的本性。随着林葆英的摄影作品流传出去，越来越多的人踏进林家的大门，穿上自认为隆重的衣服，记录下珍贵的一瞬。一些不识字的顾客，哪怕从头到尾不认得“竹影轩”三个字，也清楚记着它在东街93号，并亲切地唤一声“林家照相馆”。
林家照相馆拍摄的老照片。
到了廖志维父亲手里，林家照相馆真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摄影渐成风气。市区的顾客知王开照相馆，黄浦江南岸广袤的土地上，“林家”的名头也颇为响亮。
白天，父亲和祖父扛着机器、骑上自行车四下忙碌，年仅几岁的廖志维就捡起一张张厚厚的胶片把玩。这是廖志维闯进摄影世界的起始点。最初，是学着摸胶片。书本大小的老胶片，一张仅能成像一次，这还是在准确安装的前提下。若是搞错正反面，拍摄的照片就“糊”了。廖志维摸索了大半年，总算过了这一关。
而接下来要口传心授的，是显影药水和定影药水的配方。在尚不能家家用电的时代，照相馆做得是晴天生意。林家的摄影室就是一处装着玻璃顶篷的小屋，屋顶挂着几条长长的布，光影变幻，就靠摆弄这几个布条的空间位置。遇上雨天，光线不够了，就直接闭门谢客。而囿于每家照相馆搭建的摄影棚光照条件均不相同，决定最终成像效果的这两种药水，就成了绝密的法宝。
“十几种化学成分，先加什么，后放什么，放多少量，是老一辈根据习惯和摄影棚独特条件试验出来的。父亲把它们写在一张字条上，每次调药水，都要拿出药房用的小杆子称，仔细地确认，单位精确到‘钱’。我在一旁学习，错一次，药水报废；错两次，就要挨打了。”廖志维也记不得具体哪一年出师，但学徒的路走得并不容易，廖志维最终还是放弃了学习修片和着色两个更高阶的环节。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一度公私合营的林家照相馆又一次面临转制。当时已挑大梁的廖志维从公家手中接回照相馆，正式更名为林玲照相馆，重新开始了私人经营。原以为可以继续守着一成不变的技术过活，2000年前后，全国第一台数码相机正式进入上海市场，一代摄影人的技术动作随之转变。也是自那时起，照相这门精英手艺开始跌下神坛。
从胶片相机的流行，到数码相机的出现，至少经历了两辈人。而一台数码相机从30万像素到3000万像素的演变，却只花了十数年。廖志维用半年时间学会的第一代全英文电脑修图软件，则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又一次的更新和升级。
廖志维时常还会反问几句，难道学了半辈子的手艺，就这样再也用不上了？答案略显残酷：再好的匠人，终将拜倒在高速迭代的技术面前。
摆弄着手中的数码相机，廖志维总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点匠气。
回不去的老城故事
在摄影师的观念里，时间要精确到秒，甚至更小的单位。
胶片时代，按下气动球阀的速度和底片放入显影药水的时间密切相关，为了让照片的感光效果达到最佳，摄影师必须反复练习，把握二者精确的函数关系；数码时代，摄影师不断调节光圈和快门速度，以便控制进光量在最合理的区间，捕捉到最佳的图像效果。
这是这个职业独有的，对时间的机敏。然而，当时间被不断放大到以年计数、甚至以年代计数的时空概念里，摄影师却极有可能变得“木讷”。
直到奉城东街拓宽后很多年，廖志维才意识到，老城的辉煌再也回不去了。
改革开放后，老城开始拓路，青石板变水泥，临街的林家照相馆其中一间屋子也为让路而拆除。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让每个老城人都为之振奋。老城里渐渐有了烟囱高筑的厂房，有了小汽车开进开出，有了外乡人……
老城里那些需要办工厂工作证的、身份证的、企业单位证明的人，每个都要跑到林玲照相馆，拍一张证件照。最忙碌的20世纪90年代初，廖志维的妻子缪彩珍索性辞了工厂里的工作，回家专职给老廖打下手。“那时候，一天接待几百个顾客是常有的事情。一家人齐上阵，都要轮着吃午饭才干得过来。”
老街上的工厂越来越多，像是某种潜在的置换条件，原住民则一个接着一个的搬走。有一些是因为生活条件好了，买了城镇里的房子；有一些则是为了外面更多的选择和发展机会。像廖志维这样的本地经营户，陆陆续续都关了店门。老街上的人，看着面生。
廖志维的眼睛只盯着照相机上那枚小小的取景器，并未察觉到这一切。老街坊虽然搬走了，需要拍照时，还是会专程跑回来找“林家”这块金字招牌。外乡的“新邻居”则把老城的摄影市场变得更大：他们不满足于廖志维提供的一寸照、两寸照的业务，提出新的要求。
“这些打工仔几年回不了一趟老家，想在我这拍一张带背景的全身照，寄回家里给老人小孩报个平安。”廖志维便专程跑了一趟市区，买来几幅有山有水的背景板，依旧在那三平米大的小房间里，制造着人们的梦和念想。
直到有一天，廖志维不忙了。甚至在摄影室呆坐上一天，也不会有人上门叨扰。老廖恍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变了。
老街上新开了几家照相馆，有些甚至可以承接更加复杂的婚纱摄影业务。证件照的拍摄也突破了场景的唯一性，身份证件照可以在派出所拍了，外来人口登记照可以在镇上的社保中心拍了，普通人哪怕举起手机随意按下快门，也能即时得到一张自拍照。“谁会专门跑一趟，来寻我这个老头子呢。”
当然，这还不足以抹杀一个老摄影师的自信心。强烈的挫败感来自长期坚持的习惯，有天被判定是错的。
这几年，开始不断有人“指责”，廖志维那些把人脸拍出明暗面光影效果的证件照“不行”。人们要求他，“把脸再P（修图）白一点”。白，更白，白到五官不再有阴影层次和立体感时，处于强烈的矛盾和自我怀疑中的廖志维，却总能听到一句来自顾客的“谢谢”。
这还是原来的老城吗？廖志维从来不敢想这个问题。
客人时常会提出要求，照片要P得更白一些。
准百年老店的隐痛
今年是林玲照相馆经营史上的第90年。多数老客人临走时不忘补一句玩笑：小林，你这里很快就是百年老店了呀。
小林就是老廖，十几岁时就从了母姓“廖”，但老城里的旧相识依然改不了口。就像老廖应该姓林一样，人们觉得，这家照相馆，也应该永远姓林。
结束几十年的公私合营后，廖志维把曾更名为奉城照相馆的小店，重新换上了林家的招牌，林玲照相馆。
“林”，自不用说，而“玲”，则取了女儿的名字。老廖的心思浅显：他想让女儿把小店传承下去，开成真正的百年老店。
“要说开店不是为了赚钱，那肯定是假话。”老廖的店，虽是自家生意，没有房租成本，但只要开着门，总要牵扯人力进去。如今营收惨淡，一个月的买卖只够零星补贴家用。老廖几次想着“要不要涨点儿价？”想想又作罢。
林玲照相馆至今仍沿用10年前的价格体系，一寸照15元，两寸照20元，即便周围其他照相馆的价格已翻至两倍以上。
但寂寥的老城，命运已注定——随着近年来周边工厂的陆续关停，老街上的住户又一次选择搬离，林玲照相馆虽颇具价格优势，依然逃不开门庭冷落的结局。
老廖也曾试着把照相馆迁到人流密集的奉城镇沿街店铺里。可不到半年光景，林玲照相馆还是回了原址。“的确，生意好了，可好多老顾客都不认了，说那是冒牌的‘林玲’。我还折腾什么呢。”
廖志维想起一桩旧事。2000年初，作为上海当时为数不多掌握修图技术和数码照相机技术的摄影师，柯达公司曾组织了一批在市中心开店的“老法师”远赴奉城老街，找廖志维取经。当时就有人劝老廖，乡下拍照的人毕竟少，去市里开个店，准火。
老廖没走，个中原因如今也很难说清，可能包括难以承担的成本，以及背井离乡再立门户的风险。老廖甚至怕，“关了店，以前的邻居们就认不得回来的路咯。”
总之，老廖和这条老街，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离了老街，林玲照相馆就不再是准“百年老店”。而离了这家照相馆，老街也将失去最后的、活的历史记录者。
那天和廖志维聊了足足一个下午，未见到一位顾客登门。临走时我问廖叔，“能帮我拍张照吗？我不要P（修图）白的那种。”廖志维爽快答应。
他起身从裤兜掏出一串钥匙，用里面最短的那一把打开了书桌左侧的抽屉，掏出一台数码相机，并示意我，坐在蓝色的背景板前。他像个指挥战事的将军，引导我如何转头、摆手，一切落停的瞬间，他抓起相机按动快门，成了。
那一刻的廖志维，眼睛里有光。
廖志维与他的林玲照相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