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入选2019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图为在广东阳江海陵岛，工作人员对“南海I号”上提取的古钱币进行清理。新华社记者邓 华摄
这个夏天，湖南女孩钟芳蓉火了，在她考出676分的高考成绩，并在北大众多专业之中报考冷门的考古专业以后。
有的人竖起大拇指为小姑娘点赞，钦佩她坚持自我、坚持梦想的初心，也有的人担忧钟芳蓉今后的前途，认为冷门专业不好找工作，干考古收入不高，劝她不如换个专业。
8月2日，钟芳蓉通过微博发声，称自己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受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的影响，选择报考考古专业。内容不长，但足以表明她的坚定。
钟芳蓉的举动，让“冷清”惯了的考古界集体“出圈儿”，从樊锦诗先生，到国家文物局、北京大学、各地博物馆，无一不对钟芳蓉的选择送上祝福和鼓励。
学考古、干考古，究竟是什么体验？外行看热闹，而对于内行来说，其中的酸甜苦辣，恐怕一言难尽。
“考古是挖古墓的吗？”
赵志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从1977年考上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算起，今年是他与考古结缘的第43年。
看到钟芳蓉的新闻后，他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写道：考古确实辛苦甚至艰苦，但我们大考古充满了乐趣甚至惊喜。人生短暂，全部用来挣钱谋生太不值得，还是应该有点梦想和追求。感谢小钟同学，让我们大考古突然由充满神秘感的冷门学科变成了万众瞩目的热门学科。
说考古冷门，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它不了解，对考古的认识多半来源于影视剧、纪录片、小说，再加上点合理想象。
赵志军说，在进入大学学习之前，他对于什么是考古也是“一脸懵”。当年高考填报志愿，由于喜欢历史，他选择了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却未能如愿。在学校给出的调剂法律和考古专业之间，他选择了和历史有关的考古。“拿到录取通知书，我就在琢磨，考古是挖古墓的吗？我赶紧找了本书，查查考古是什么。”
有的人从学术的角度，阐释考古学，说它的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还有的人从感性出发，把考古描述为包含诗和远方的学问，能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
考古离我们其实并不远，最近这些年，从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的发掘、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到“南海1号”古代沉船的保护发掘……一项项重磅考古成果呈现在世人眼前，不仅让历史迷惊呼过瘾，也让普通人感受到了考古的魅力和文明的力量。
人们眼中的冷门专业，某种程度上是和热门相对应的，热门专业往往就业前景看好，收入可期。赵志军说，正因为冷门，愿意学考古的学生少，人才更是稀缺，因此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缺少工作机会。“考古的确不是一个赚大钱的行业，但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也不用替将来退休生活担忧，这种安定感和满足感不是所有职业都能够获得的。”
“苦的另一面是乐”
尽管40多年过去了，赵志军对自己第一次参加田野发掘工作的经历依然念念不忘。
针对在校学生的田野考古实习，是北大坚持至今的一项传统。1979年，赵志军和全班同学一起来到山西曲沃县的曲村遗址，开始为期半年的实习。他的工作之一是清理一座西周时期的墓葬，墓主人颈部有一条石头和骨头制成的项链，“我每天趴在几米深、阴冷潮湿的墓底，和墓主人的头骨大眼瞪小眼，拿竹签一点点把项链上的珠子清理干净”。
考古学中的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就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搞田野发掘，挥铁锹、拿铲子，每天一身土一身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在曲村遗址的实习让赵志军第一次饱尝了考古之苦，除了意料中的工作之苦，还有意料之外的生活之苦。“实习的学生虽然单独开伙，但伙食还是比较差；住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每天晚上我们都躺在被窝里捏虱子。”回忆过去，赵志军脸上只看得到云淡风轻，但他说，那段经历确实让同学们叫苦连连，当时有的人甚至发誓不干考古了。
田野考古实习就像一道分水岭，一侧是对考古神秘、未知的冲动，而另一侧则是对考古之苦现实的认知，翻过这道岭，有的人选择转行，而有的人初尝考古的魅力，选择继续跋涉。
赵志军是后者。上世纪90年代，赵志军到美国继续学业。有一次参加考古调查，需要穿过一片茂密森林，毫无经验的他，第一天下来裤腿就被灌木丛剐成布条，腿上布满血道子。这让他感慨，考古之苦不分国界。
考古之所以冷门，很多人不愿学、不爱干，就是因为这份辛苦甚至艰苦。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整体改善，现在考古队的生活条件早已不同往昔，但因为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发掘现场多在艰苦的偏僻之壤，新一代考古队员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同龄人相比，生活条件仍然有差距。
赵志军对记者说：“我总是呼吁，在政策条件允许的范围内，相关部门或院校应当尽量为考古队员改善生活条件，例如提高伙食标准，改善住宿条件，解决洗澡和洗衣等困难，他们为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已经放弃了很多，不应该让可以解决的生活之苦浇灭他们的热情，毕竟人才难得。”
“考古工作确实苦，但就像一枚硬币有两面，苦的另一面是乐，考古是一个‘有乐子’的专业。”赵志军说，因为发掘现场远离喧嚣，正好可以让人静下心感受自然之美。“有一次，在新疆的一处考古工地，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到万点繁星的浩瀚银河，你知道多么震撼心灵吗？”
“干考古，每天打交道的都是珍贵文物，普通人只能去博物馆隔着橱窗看看，而我们可以用手触摸到。”他说，天天徜徉在历史的长河、艺术的海洋中，虽然赚不了大钱，但精神上绝对富足。
“不断发掘，就永远有惊喜”
考古更大的乐趣在于探索未知，“每次发掘都不知道会发现什么，不断发掘，就永远有惊喜”。赵志军说。
赵志军迄今遇到的最大惊喜在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经过年代测定和其它技术鉴定，专家们认为仙人洞遗址里的文化堆积大概在10000年以前，这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最关键的一环，而新石器时代的一个标准是农业的出现。”赵志军通过植物考古的植硅体分析方法，找到了距今1万至1.2万年之间的栽培稻谷遗存，同时还找到了1.2万年之前的野生稻遗存，这个成果将中国稻谷的种植时间提前到1万年前。赵志军就此在英国的《古物》（Antiquty）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题为《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是栽培稻起源地之一》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近些年，综合运用植物考古的方法，探索农业发展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耗费了赵志军和他的团队的大量时间和心血。他们在与中华文明形成相关的六大区域内，通过浮选法找到了大量植物遗存，通过系统研究发现，这六大区域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模式大体可分为4种方式：以种植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特点的古代北方旱作农业；以种植水稻为特点的稻作农业；稻旱混作农业生产；以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为特点的农业生产。
“我们的植物考古研究揭示，在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只有黄河中游地区的农业生产是以多品种农作物种植为特点的，而黄河中游地区是夏商周文明的核心区域，所以农业的发展应该与文明的起源存在着某种相应关系。所谓‘五谷丰登’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对中华文明起源而言，不是赞美之词，而是必要条件。”赵志军说。
对于赵志军和千千万万的普通考古人来说，苦乐交织的日子，惊喜永远在路上。
(来源: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