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举答客问25：从蒋瑞杰的诗说到新诗的发展
王万举，著名学者、作家，“文化创意学”系列学科的创立人（以下简称：王）
郝小学，全国新媒体联盟主席（以下简称：郝）
郝：王先生，你在讲文化创意学中多次提到诗歌，也多次提到蒋瑞杰这个诗人。蒋瑞杰……
王：蒋瑞杰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检察官，在河北省工作。他坚持业余创作诗歌几十年，至今已出版了四本诗集：《岁月的回声》《流向永恒的遥远》《心岛的绿藤》和《流洒的思绪》，曾获得全国检察机关精神文明建设“金鼎奖”一等奖。我读了他这四本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及四篇由四位专家作的序，对他的诗一个共同的评价就是“情真意切”。
郝：你这不是“大白话”吗？
王：是大白话，但做到并不容易，能得到这个评价的诗也并不多。那些所谓“静穆幽远”无病呻吟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古人云：诗者（实际指所有的艺术形式），志之所之也。美学和文艺学把《诗序》上的那一大段话（……发言为诗，言之不足则咏歌之……）作为艺术分类的最初认识，说明“志”（功利）是“诗”（艺术）的根本，而情则是诗及一切艺术的表现形式——“志”与“情”不可分……
郝：等等！这几句需要多解读一下。
王：意思是：诗序上那段著名的话，是在谈诗，又是指一切艺术。所有的艺术形式都是“言志”，没有不含功利的艺术——或物质的或精神的，或阶级的或人类的或”小我”的。蒋瑞杰的诗之所以被评价为“情真意切”，是因为蒋诗所含的情包括或积淀着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大我”的功利。
你看他的政治抒情诗（《放歌西柏坡》《公仆颂》等），虽属个人独唱但与人民呼声和弦；你看蒋诗中的“乡恋”，美的描摹中皴出善的画卷……情的真切，意的诚恳，并非指“志残”的呼天抢地，也不应是生命个体的欲望发泄。蒋诗所言之“志”，乃是从青年到壮年对党、人民、祖国，对他所供职的检察事业深沉的爱，从中可看出个性的、情感的“我”与阶级的祖国的价值观的高度的一致性。
可以说，不经过长期党性和人民性的锻炼，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歌的。中国检察官文联（还有这样的机构？我十分惊喜！）主席张耕同志说：蒋的努力“为实施以文育检带了好头，做出了贡献”。好一个“以文育检”！我以为，这就是以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大善”教育、感化我们的检察官队伍。因之，我们需要成百上千的蒋瑞杰式的检察官——诗人。
郝：顺着这个话题，王先生，你看重蒋瑞杰的诗，是不是因为蒋诗符合你所认为的新诗的发展方向？
王：可以这样说。我以为，自由体诗先要“固本”，即要把古体诗的言志及形式上的押韵、节奏感、多用比兴等继承和发扬光大。须知，那些“原则”都是有心理学依据的。自由不能失重。现在谈自由体的方向，重要的不是开列一个多向的单子，而是规范、限定。
郝：你这个说法好新鲜！与众不同啊！
王：我并非故意哗众取宠。规范舞步，才不至于形成“散步”。我认为，自由体诗歌发展的当前课题是规范而不是什么创新。你不感到那些烂捧“睡你”之类“诗句”的诗评家们昏到家了吗？
郝：可是，你多次说，艺术（当然包括诗歌）的总趋向是“文化化”，即走向亚艺术。
王：这没错。但这是从文学的整个运动系统说的。“亚艺术化”的含义很复杂，“人人都是诗人、作家”这一文化现象标志着社会的进步——虽然以作品的良莠不齐为代价；它又是全面提升水平的开始。奔向小康的“大我”（核心价值）和战争年代的“大我”当有不同，但“四个歌颂”仍然是时代所需要的主旋律。因之，追求“政治抒情诗”的高质量（情真意切）将成为诗界的潮流。
郝：你说的“亚艺术化”是否也包括写生活、写花鸟鱼虫、写自然的越来越多了？
王：我的意思是说，“无病呻吟”的“诗”太多了。不是说写生活就出不了好诗，开国领袖的爱情诗就很好，历史上“寄情山水”的诗也有许多名篇，蒋瑞杰写生活的诗也受到了不少诗评家的称赞。当然，我并不是说在生活题材中在山水题材中也写金戈铁马，而是主张任何题材的诗都应写出美感，只是美的形态各异而已；或者说只有含有美感的文字才算诗。
郝：很有启发。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