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由凶杀惨案触发的工伤申请。
6月18日，黑龙江大庆市自然资源局女员工柴媛在家办公时，被一名因杀人遭警方通缉的男子入室用数据线勒颈致身亡，后男子坠亡。柴媛家属认为柴媛应被认定工伤，其单位也同意协助申报。大庆人社局先是表示其不属于工伤，后称已受理申请，但目前还没有结论。
为何申报如此波折？很可能是“于法无据”。《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具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等情形，才应认定为工伤。柴媛在案发时并没有到单位上班——即没有在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场所”，有关部门在认定时，似乎不好轻易拍板。
但就这起事件而言，受害职工疫情期间在家上班得到了单位和同事的证实，那么申请工伤已无法律障碍。《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是为了有关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而不是为了设置“路障”，让困难职工求助遇阻。是以，在具体实践中，《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作场所”，往往会视情作广义理解，而不是狭义、僵化地限定在“所在单位的办公场所”。
有关部门出台的配套性法规制度，也都体现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设计思路。根据人社部相关意见，“职工因工作原因驻外，有固定的住所、有明确的作息时间，工伤认定时按照在驻在地当地正常工作的情形处理”。按照最高法《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只要是“与履行工作职责相关，在工作时间及合理区域内受到伤害”的情况，就应在法院支持认定工伤的范围之列。这些说明，国家对受害职工的工伤认定，都坚持适度“网开一面”。
从情理来说，作出工伤认定更有人情味。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背负着全家的希望，好不容易通过拼搏，从本科生到研究生，有了一份稳定而可观的工作，有了改变命运的可能。始料不及的是，凶手的残酷无情，摧毁了这一家人的梦想。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及早认定受害人为工伤，既是对其家属的应有救济，也能让他们的悲伤心灵有所慰藉。
在这方面，不是没有案例可参考。今年2月13日，湖北仙桃市三伏潭镇卫生院医生刘文雄在家中猝死，他在生前一个月共接诊患者3181人。由于刘文雄并非感染新冠肺炎，其去世也非发生在“规定的”的工作时间与地点，仙桃市人社局一度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其家属申请行政复议后，事情“反转”，刘文雄被认定为工伤。
更要看到的是，柴媛的不幸，发生在当地疫情防控较严时期，彼时在家办公是很多人的工作状态。未来，随着远程办公等技术的普及，在家工作也将成为更多人的常态。对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人身意外，符合条件的就要认定为工伤，才能真正地、最大限度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另外，《工伤保险条例》有必要再修缮，对“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等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延伸，适当扩大工伤认定范围，消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