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说："无论你出身高贵或者低贱，都无关宏旨。但你必须有做人之道。"人生之路漫漫，人们总会来到不同的分岔路口。一念之间，人生的轨迹就此不同。坚定的信念如同一望无际的海洋上的灯塔，它静默地矗立着，照亮远航之人的归家之路。
从古至今官场之上的潜规则都是人们心照不宣的默契，大清王朝的官场潜规则尤其复杂。身处官场之中的曾国藩究竟是如何收礼和送礼的呢？他在复杂多变的官场之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唯有在破败的环境之中依旧坚守本心的人才有成为人生赢家的机会。作为大清王朝的重臣，曾国藩颇受重用，然而历史上人们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尽管外界纷纷绕绕，但是社会舆论从未对曾国藩的人格提出质疑。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出身科举，曾国藩的为官之路也一步步脚踏实地。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只是一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凭借着自身的出色能力，曾国藩成为了户部侍郎，在带兵打仗立下的赫赫战功的加持之下，曾国藩成为了大学士、两江总督，地位步步高升，一生都在官场之中浮浮沉沉，且看曾国藩如何收礼和送礼，怎么在勾心斗角中保全自身。
1860年，曾国藩接受任命成为两江地区的总督，他手中拥有军政、民政大权，是江苏、江西、安徽三个省的所有官员的最高统领者。军权、官员任免权在手，曾国藩的地位也如日中天。
或许在某些人看来，曾国藩这样的职位必定有着源源不断的金钱输入，而他的生活也十分奢靡。
事实却并非如此，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工资，甚至可以用寒酸两个字来形容。曾国藩每年的收入为一百五十五两白银，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曾国藩每年的收入只有30100元。
身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收入已经足够低，其他的地位不高的官员生活的艰难也可想而知。官员们拿到的工资往往只是他们的基础工资，这些银子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然而大清王朝的官场还有一个潜规则：官员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得银子。
自雍正时期开始，大清王朝每年都会给官员们拨款，人们将这笔价值不菲的钱财称之为养廉银。养廉银是在固定的工资制度之外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补贴制度，对于那些固定工资十分微薄的小官来说，养廉银就是他们的另一个战场。
乾隆时期，养廉银的颁发数量已经十分可观。大清王朝每年给两江总督发放一万八千两白银，这笔巨额财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养廉银的数量已经足够让人瞠目结舌，可是这还不是大清王朝的官员们收益最高的官场制度，对于大多数的官员来说，他们钱财的更大来源是规费。规费是官员们在制度的框架之外收取的费用，按照人们现在的评判标准来看，规费就是官员们贪污腐败的非法收入。
大清王朝对于官员收取规费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在合法的限度之内，政府并不会过多干预，也正因如此，许多官员凭借着规费发家致富。
身为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固定工资与养廉银几乎是全国最高，而两江总督位高权重，想要攀高枝的人不在少数，曾国藩的规费收入必定十分可观。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不论从哪一方面分析，曾国藩都是一个财力雄厚的高官。
没有人想到，集财富与权势于一身的曾国藩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曾国藩从来不穿华丽的服饰，即便在十分重要的场合，曾国藩依旧是"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1863年，曾国藩负责接见外国使臣，见到传说中的曾国藩，众人都大吃一惊。这位大清王朝的股肱之臣穿着已经起皱的旧衣服，衣服上面的油渍清晰可见。
曾国藩在生活中严于律己，始终将清廉二字当作自己的行事准则。堂堂一品大员，曾国藩的家里只有两个仆人，而这两个仆人也很少操持府中的家务，几乎每一个在总督府的人都自力更生。
总督府中的女眷每天必须劳动，做饭、洗衣服、女红……曾国藩要求府中的女眷不论身份高低都必须亲自动手。为了监督家中的人的工作，曾国藩甚至做出了一个详细的时间表，每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表进行每天的工作。
每一个朝代的官场总是免不了内部的权钱交易，成为掌管一方的官员，曾国藩自然也无法逃脱收礼与送礼的矛盾。官员之间相互拜访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每一次曾国藩的下属前来拜见的时候，必定会呈上一份十分漂亮的礼单。
尽管曾国藩为人正直，但是官员之间互赠礼品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规矩，身在官场，权力滔天如曾国藩，却依旧有着许多身不由己的苦衷。曾国藩无法完全拒绝下属送来的礼品，只能采取迂回的战术，在众多昂贵的礼品中寻找一两件价值最小的。
如此一来，曾国藩既没有因为官场的规矩而违背自己的原则也不会拂了下属的面子，这实在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与曾国藩交往时间渐长，他的下属十分清楚曾国藩的做事风格，于是在挑选礼物的时候他们都尽量避开价格昂贵的珍宝。
1865年，曾国藩外出，府中所有的一切都由曾国藩的儿子接手。身在战场，曾国藩却依旧放心不下家中事务，他亲自写信嘱咐儿子，只有礼物在20金之内才可以收下。
由此可见，在曾国藩的心中一直有一条收礼的红线，在这条红线之内人们可以灵活变通，一旦超越了这条红线便触及了曾国藩的底线，事情的发展趋势将完全不受控制。
为官之路永远没有尽头，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位高权重，可是却依旧有有求于人的时刻。曾国藩在收礼的时候严于律己，而在送礼的时候却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因为掌管地方，所以曾国藩只是算是一个地方官员，他十分重视与京城之内的官员们的联系。
曾国藩曾经也是京官出身，对于他们的无可奈何，曾国藩感同身受。同治五年，曾国藩以"同乡京官，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为理由给同乡的曾国潢送去了几千两银子。
官员之间各级调动是寻常事，而每一个官员路过曾国藩的管辖地之后，曾国藩都会按规矩替他们接风洗尘。宴请官员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然而在官员离开的时候，曾国藩还会给他们一百两银子作为路费。来到两江地区的官员众多，曾国藩在迎来送往上也开销很大。
同治七年，曾国藩成为直隶总督，年关之后，曾国藩从北京带着两万两银票出发了。相较于地方官员，京官们生活在天子脚下行为有所收敛，因此他们十分贫穷。曾国藩作为地方官员回京人们自然知道他生活富裕，如今再次离京曾国藩必须保证自己后方足够安全。
曾国藩在家书中感叹道："余送别敬一万四千馀金，三江两湖五省全送，但不厚耳。"这里的别敬指的就是曾国藩送给京城官员们的钱财。即便已经送出了一万五千金，曾国藩依旧觉得自己的礼品并不厚重，由此可见，在送礼方面，曾国藩完全是大手笔。
曾国藩为什么在收礼与送礼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呢？首先，曾国藩生活在官场，他必须服从官场的规矩。清代官场的潜规则几乎是所有的官员们心照不宣的秘密，所以曾国藩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其次，曾国藩有着自己做人的原则。尽管逃不脱收礼与送礼，但是曾国藩的内心始终有一个限度。最后，曾国藩一身正直，两袖清风，他擅长给予却并不擅长索取，这也是为什么他始终送礼比收礼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