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饮酒，绝不是享乐感官刺激，只盯着酒杯之中的色、香、味，而是超越物质、超然杯外，追求美酒和人情、世故，甚至哲学的关联，如此，美酒之上被赋予更多人文价值，带给饮酒者物质和精神的双重体验。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的饮酒才开始真正进入如此的双重境界的呢？
周朝。
著名酒史专家王赛时先生在《中国酒史》周朝部分，开篇就提到“周朝人率先把饮酒活动规范成礼仪和制度，让人们在饮酒的时候不但享受物质的刺激，更能接受‘礼’和‘规’的约束“。
东周战国时期曾国国君曾侯乙，其墓中所出土的大量酒器也证明了这一点，壶、缶、鉴、尊等酒器应有尽有，还有与酒容器相配套使用的勺、过滤器、冰盘等，由此推演，周人饮酒涉及到了“酒量、酒道、酒礼、酒趣”种种，我们现代人的饮酒文化也没有如此之完备，所以，就饮酒之事，我们还真不一定喝的过周朝人。
01.周人有酒量，饮酒大尊缶
在曾侯乙的墓中，曾出土一件叹为观止的盛酒容器，型通高124.5厘米、口径48.4厘米、足径69厘米，重达327.5千克，出土之后一举成为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被很多史学家称之为“酒器之王”，这就是“大尊缶”。
除了体型，其上极尽精美的纹饰也令人称奇。器表不只单一纹路，而是由细密复杂的涡纹、重环纹、蟠螭纹、綯纹、雷纹、蕉叶纹、带纹、蟠蛇纹等构成，如此众多的花纹样式，却错落有致，安排得当，整齐划一，美感具足。
这件大尊缶盛酒器，还有第三奇，就是在其出土时，里面还存有酒液，历经二千四百多年而没有泄漏，可见其工艺设计的精良，密封性之卓越。
那么，什么是缶？这件大尊缶为什么要铸造如此之大？这与周人饮酒有什么渊源?
缶，是古代普遍使用的一种大型实用酒器，兼用作盛水，或为陶制，或为青铜铸造，在文献中经常出现，《三国志吴书》卷五一载：“促具罂缶数百口澄水”，《易坎》记载:“樽酒簋贰用缶”。此件大尊缶肩部还铸有七字：“曾侯乙作持用终”，就是曾侯乙用品的意思。
缶除了用作容器，也被当作一种礼器，《礼记·礼器》就曾记载：“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可见，缶是古代重大场合不可或缺的礼器。如此推测，这种器物应该会出现在两国元首聚会饮酒之处。
既然是国君所用，又可作为礼器，出现于重大场合，其上具有繁缛精美的装饰以及庞大的体型，便可以理解，但如此巨大的体型，还与当时周人的豪饮之风有关。
大尊缶的体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周人酒量之大，但这里的酒量，仅仅是量大，而非酒度高。周朝时期所饮之酒，仍属于发酵酒范畴，而不是蒸馏酒，鉴于当时制曲工艺的不成熟以及自然微生物培养技术的属性，酒体中所含酒精量并不会很高，所以，需要饮用相当大的体量之后，方能感受醉意。
02.周人通酒道，限酒联禁壶
中国本土哲学思想，热衷于用“道”字涵盖种种，在饮酒之中，亦有酒道之称，涉及饮酒之事的方方面面。这其中，知酒之利弊、清醒与沉醉，自古至今都是重要的话题，如《尚书?胤征》记载，夏朝第三代君主仲康在位时，掌管天文历数的羲和(官名)纵酒渎职，就下令胤侯去处以死罪，胤侯对执行处罚的人宣布:“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乱于酒……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意思是说，羲和丧失德性，沉湎于酒，对天象昏迷错乱，犯了杀头之罪。
对于限酒，周人也深有理解，在曾侯乙墓出土的另一件重要酒器，同样给予佐证，这就是高达99厘米，重达106公斤的联禁铜壶。我们都知道，壶是中国古代非常常见的盛酒容器，那么什么是禁呢？
这就与限酒有关系了，禁的本意，是中国古代贵族在祭祀宴飨时摆放盛酒器的几案，那么，为什么摆放酒器的几案被称之为禁呢？在《礼仪·士冠礼》中有过详细说明，即“名之为禁者，因为酒戒也”，这就是说，禁这个名称源自于戒酒，与盛酒器放在一起，意在告诫人们合酒要有度。
曾侯乙联禁壶的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以承放大壶圈足，其上放置铜壶，壶身敞口方唇，长颈鼓腹，壶盖有衔环蛇形钮，壶颈两侧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器表同样具有繁缛精美的纹饰，两壶内壁均铸有“曾侯乙作持用终”铭文。
由联禁壶可以看出，周人对于限酒酒道的重视表现在了酒器之上，不能不说这是酒文化中先进的地方，那么，为什么周人对限酒禁酒如此重视呢？
早在西周，周公旦就以成王之名颁布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禁酒令《酒诰》。这是在周初，战胜大国殷商之后，周人对于国家统治自信不足的表现，周公旦对于前朝灭亡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才有了《酒诰》，以至于形成后人限酒遗风。
周人达酒礼，祭祀冰鉴缶
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周代重要的时代意义之一在于对于礼仪的完备。周朝建立伊始，周公旦将从远古到殷商时的礼乐进行大规模的整理、改造，使其成为系统化的社会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从而形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礼记·明堂位》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诸侯朝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
而对于礼的形成，郭沫若先生认为：“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周代用酒行祭祀之礼，正说明了这种论断。
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一件名为“冰鉴缶”的酒器，通高61.5厘米、边长62厘米、重170公斤，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外部为鉴，鉴内置一尊缶。这是古代用以冰（温）酒的器具，鉴与尊从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块，冬天则贮存温水，尊缶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冬暖夏凉”的酒。
但此件酒器的功用，相对于满足周人日常温、冷酒的喜好，很多史家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祭祀中的必备器物，表达周人对于祭祀礼的态度。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了周人酒品的三种分类，即“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东汉末年儒家学者郑玄对这种分类进一步解释，“事酒，有事而饮也”；“昔酒无事而饮也”；“清酒，祭祀之酒也”，所以对于祭祀，周人选择更为优越的清酒来用。《诗经·大雅·旱麓》也表示，“清酒既载，驿牡既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但对于周人而言，这种清酒的制备绝非容易的事情，酒液从浑浊到澄清，需要过滤的工序，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发酵酒酒度比较低，很容易变酸，如果过滤效率不高，时间就会延长，而让酒体很容易变酸，无法用于祭祀，而只有冰冻可以保证酒的清纯，这就是周人在祭祀中用到冰鉴的原因。在屈原《招魂》之中，就有“挫糟冻饮，酎清凉些”的记载，这就是做冰冻清酒的写照。
周人享酒趣，温冷有尊盘
如果看过了上述三件酒器的做工，已经叹为观止，而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第四件“酒器之王”，会更加让人拍案叫绝。这件号称曾侯乙墓中最繁缛精美的酒器，名为尊盘，尊为盛酒器，盘为水器，两者合二为一，尊敞口呈现喇叭状，宽厚的外沿下折，上面布满了做工精进、玲珑剔透的镂空花纹，装饰表层彼此独立，互不相连，由内层的铜梗支撑，内层铜梗又分层连接，参差错落，繁缛之极，奢华之极。
那么，这件如此精工细作的尊贵酒器，在当时是如何铸成的？
据专家鉴定，为失蜡法铸造，就是用蜡精心雕刻制作成模子，然后在外面再涂上泥浆和耐火材料，用火烘烤，蜡浆流出，其中空部分就形成了型腔，注入铜汁，就可以成器。原理虽然简单，但这是在2400年前，在当时，已经具备如此美学雕刻和技法实践，实为难得。
与冰鉴近似，尊盘在周人的饮酒过程中，也能够起到凉温酒液所用，盘为水器，可放凉水或者温水，对酒体进行温度控制，原理类似现代的温酒壶，充分彰显了周人饮酒的酒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