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美关系处在十分困难的关键时刻。
虽然，这次中美关系的困难有其特殊性，但是中美关系的一些最重要的普遍性的规律依然将发挥作用。那就是，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在博弈中、竞争中坚持合作，有利于两国人民，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发展。
我参加中国入世谈判多年，经历了中美两国关系许多困难的时刻，有时甚至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境地，但是经过双方的不懈努力，求大同存小异，最后还是如一句中国老话讲的“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龙永图
我们在中国入世谈判中，和不少美国人狭路相逢，有时斗争十分激烈。当时任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的格林伯格就是其中一个。格林伯格现已年过九十，他是美国企业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一位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他领导的美国国际集团和友邦保险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进入中国大陆的外资保险机构，他既是中国金融开放的受惠者，也是推动者。在同我们打交道中，格林伯格总是坚定地捍卫美国的利益，捍卫美国企业的利益，但是，格林伯格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他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他在谈判中总是能够和我们一起寻求一个符合双方利益的结果。他尊重中国，尊重他的谈判对手。当然，作为对手和朋友，他也获得了中国的尊重。
在发表这篇文章时，中国的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当年的友邦保险也已经于2010年在中国香港独立上市，随后正式与美国国际集团脱钩，成为一家专注于亚太的国际保险集团。2020年，友邦保险又再次成为了中国金融业扩大开放的“排头兵”，完成分改子申请，建立友邦人寿，成为了中国内地首家获批的外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完成了多年来的夙愿。
目前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是不管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和世界各国包括和美国的友好合作，同样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我坚信中美即使在困难的时刻，也应对未来充满信心。
中国入世谈判15年，可以说是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经历了无数次的谈判博弈。
在结束15年的入世谈判以后，很多人都会经常问我一个问题，这15年谈判的最后一场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在哪里谈的？谈的什么内容？谈判的双方都是谁？我自己觉得这些问题都很有意思。但是，说起来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完全出人意料的。谈判的地点既不是在首都，比如北京或华盛顿，也不是在国际组织的总部，比如日内瓦、布鲁塞尔，而是在中国的商业大都会-上海。谈判的内容既不是中国入世的法律条款，也不是最难解决的农产品贸易，而是保险。具体来说，就是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谈判的形式既不是政府间谈判代表进行的多边或是双边谈判。谈判只有两个人，双方一对一，中方是作为中国首席谈判代表的龙永图，外方则是一位名震世界的大企业家，美国国际集团的董事长格林伯格。中国的这一场世纪谈判，最后的谈判形式居然是一对一，参加的不是双方的政府代表，而是一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和一个企业家。这在国际谈判中是罕见的。可以说，在我参加的十多年的谈判中，基本上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因为一般来讲，企业家不可能参加政府间谈判。那么，为什么这场世纪谈判的主角之一会是一个企业家呢？这会是一个怎样的企业家呢？这个故事还得从格林伯格说起。
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在美国企业家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尤其是在保险金融界更是号称世界金融保险的教父。他1953年进入保险业，一直到1989年出任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格林伯格多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并认识了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1989年的“六四风波”以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很多外资企业撤出中国。格林伯格在这个时候，无视美国政府的制裁，决定投资中国，并在上海成立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从这个时候开始，格林伯格和朱镕基总理成了朋友。朱镕基很珍视他对中国的友谊，也很尊重他是个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格林伯格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所以他有一种一般人没有的智慧和勇气。
随着中国入世谈判的深入，服务贸易越来越重要。在讨论中国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时候，我们保险业的同事们，原则上同意开放，但是有个保留。他们认为人寿保险涉及到千千万万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人身和社会保障，人寿保险公司应由中资公司主导，不允许外国资本控股。所以在谈判中，我们一直坚持中方必须在人寿保险合资方面占有51%的股份，到了1999年11月15日中美谈判的最后关头，为了达成一揽子协议，中方做出了让步，同意双方各持50%的股份。但是友邦在上海成立的人寿公司分公司是100%的独资控股企业，这显然和中国入世在保险领域的协议不一致。
友邦保险的独资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大的问题。很多具体的问题不得不面对：中国入世以后，友邦的独资分公司能否保留？如果友邦还要继续在中国扩大业务范围，能否建立更多的独资的人寿保险公司分公司？这些问题让中方的谈判代表们伤透了脑筋，同时也引起了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甚至美国其他保险公司的注意，他们一致认为友邦不能成为中国入世协议一揽子方案的例外，友邦保险的独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但是格林伯格认为友邦保险已在中国入世前成立独资保险公司分公司，按照法律上“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再追溯”的所谓“祖父条款”的精神，友邦独资可以成为一个例外。他要再次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战士，他要为之战斗。
2001年4月格林伯格来到北京，参加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会议，见到了当时担任经管学院院长的朱镕基，提出了用祖父条款的原则，确保在中国的独资人寿保险公司可以继续下去。他不仅要求保留已经成立的美国友邦上海分公司，还要让中方承诺，要以独资的形式继续扩大友邦在中国的业务范围。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那天会议后举行的宴会上，他多次向朱镕基提出了关于用祖父条款解决友邦保险的问题，朱镕基并没有给予太多的理会，只是重复了中国政府最新的立场。按照最新谈判的结果，不可能给友邦超国民待遇，朱镕基的表态使格林伯格大为恼火。
2001年5月4日，格林伯格给朱镕基总理写了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信，他认为朱镕基总理的表态使他十分的沮丧、困惑和失望。他说自己是中国取得最惠国待遇最坚定的支持者，对中国入世的支持也是无人可比，朱镕基的态度改变了中国的承诺，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总之，这封信的结论是朱镕基总理失信于他。格林伯格的这封信一直到5月底朱镕基才看到。
5月底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朱镕基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让我马上去总理办公室，一进办公室，我发现朱镕基总理的表情很严肃。他把一封信重重的摔在桌上，对我说：“永图，你看，格林伯格竟然以这样无理的口气给一个国家的总理写信，这种态度是不可能接受的，我今后再也不见这个老头子了”。我匆匆看了一下信的内容，十分尴尬。朱总理最后说：“反正我不理他了，你们看着办吧”。我离开了总理办公室，驱车回自己的办公室。但我还没有回到外经贸部的大院，秘书就来电话了，说总理让我马上回到他的办公室。等我这次回到总理的办公室时，朱镕基总理似乎气已经消了，他平静地说：“永图啊，老头子毕竟为中美关系做了很多好事，毕竟是我们的老朋友。格林伯格的这个事情，你找保监会商量一下，还得想个办法解决”。我答应总理，将尽力处理好此事。
后来，大家商量，这个问题是要解决，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总不能“私了”吧，因为此事涉及到欧盟和其他许多国家。因此，大家感到，不管怎么样，应该在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当中，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不能不了了之。
2001年5月，离日内瓦召回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这次会议十分重要，将完成起草中国入世的工作组报告书，即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当我们把长达几百页的法律文件起草完毕，并得到所有国家原则同意后，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居然这个长达几百页的法律文件只留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友邦保险的问题。
一个企业的问题，成为了中国入世的最后障碍。各方分歧的焦点是对祖父条款的理解，中国、美国、欧盟等无法就这个问题形成共识，看来它要成为中国入世谈判的最后一个难点，这一点当时谁都没有预料到。
2001年6月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也就是中国快即将结束15年谈判，完成中国入世谈判“临门一脚”的时候，中国在同美国、欧盟和其他几十个成员起草工作组报告书的最终文件时，突出的问题依然是与格林伯格有关的这个条款。这显然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幸运的是，经过几个月艰苦的谈判，各方终于在2001年9月中旬的第十八次工作组会议上，就友邦问题达成了妥协的案文。这个案文的主要内容就是三句话：一是确认分公司是母公司的衍生，不是一个单独的法律实体；二是中国将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服务贸易减让表，批准设立分支机构；三是遵守最惠国待遇。
看了这段文字，外行不会知道这个案文说的是什么。这绝对是一个经典的外交妥协，因为这个案文表达了三方的立场，但是结果则什么具体的实质性内容都没有。第一句话是美方要求的文字，美方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关于设立分支机构的一般法律，要求按此法律自动批准设立分支机构，这也就是暗含了法律上友邦有可能继续建立独资的分支机构。第二句话是中方的要求，即批准必须符合中国服务贸易减让表，而这个减让表明确写明人寿保险外资企业股比不得超过50%，这就坚持了中方的底线。最后一句话，关于最惠国待遇，是欧盟要求加进去的，意思是要确保中国加入WTO后，给予任何其他保险公司的待遇，欧盟能同等享受。这确实是一个煞费苦心的外交谈判的结果，充分表现了所谓“谈判就是妥协的艺术”的说法。这个妥协表达了各方的立场，最重要的是，这个案文的结果是有关各方暂时就搁置格林伯格关注的问题达成了一致。
在中国入世的最后关头，中美和欧盟在日内瓦达成了这个外交妥协,这个妥协可以说把格林伯格关注的问题躲过去了，中国入世的法律文件从整体上得到了通过，中国是最大的赢家。欧盟和其他国家也很高兴，因为他们在案文中得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保证，那就是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从这一段法律文件当中也表明了自己关于祖父条款的意见，为今后在WTO和中国打官司，争取友邦的利益奠定了基础。当大家都在日内瓦为达成协议兴高采烈时，只有一贯务实的时任国务委员吴仪清醒的意识到，格林伯格从这个案文中什么都没有得到，友邦面临的问题没有具体解决的答案，对此格林伯格是不可能答应的。她对这段案文使格林伯格一无所获感到担心，她觉得应该对他有所交代，因此，吴仪在9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刚结束时，从北京发电报，要求我立即从日内瓦飞往纽约面见格林伯格，解决友邦的具体问题。我当然准备按吴仪的指示前往纽约，但因2001年“9.11”事件刚刚发生，纽约兵荒马乱，我才没有去成。
果然，格林伯格作为一个非常精明的商人，他读完这段复杂的法律案文以后，知道自己关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当然不干了。他在一怒之下就要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给中国政府写信。在9月25日美国贸易代表佐利克给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写了一封信，谈到了格林伯格关注的问题，信中说:中国加入WTO的最终一揽子协议中,根据祖父条款的精神，包含了在华已经设立保险公司,可以按照加入前的所有权利和经营水平设立新的分公司和子公司。佐利克在信中以一种明显威胁的口气写道：在即将开始的国会对永久最惠国待遇审议过程中，中国履行这一承诺将受到特别的关注。重要的一点是，佐利克催促中国尽快与格林伯格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以获得美国政府、国会和产业界对中国加入WTO的支持，最后还希望中国以果断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石广生部长回复了佐利克的信，表示欢迎格林伯格访华，听取他的看法。信中还表示友邦凭借其实力，能够在中国加入WTO以后在中国市场取得更好的业绩。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也谈到了格林伯格关注的问题，都是一些原则的讨论。但是，原则的讨论对格林伯格并不重要。在美国政府以比较强硬的态度，要求中方和友邦进行对话的时候，格林伯格以他敏锐的政治直觉,认为需要做一些表示。
格林伯格决定趁他在11月初要到上海参加市长顾问委员会的机会亲自出面解决这一问题，但他知道，解决问题需要必要的气氛。10月4日下午，友邦公司在华盛顿的高级代表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请杨洁篪大使向朱镕基总理转达格林伯格的一封信。这封信实际上是一封道歉信，在信中格林伯格写到：最近我注意到我写给你的那封信（指5月4日的信）被认为是不友好的，如果这一信息是准确的，我希望你能了解这不是我的本意。自从我们第一次相识，我就一直把你视作我的好朋友，无论关于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我将永远视你为我的朋友。如果你认为我的信有任何冒犯之处，我真诚的向你道歉。我对你十分敬重，我不可能说任何不尊重你的话和做不尊重你的行动。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能当面表述这番话，我随时准备到北京去，目前我计划11月初到上海参加市长国际工商领导人顾问委员会会议，我愿意在你方便的时间与你会面。
在这封信当中，格林伯格以一种政治家的智慧提出：朱总理，我认为9.11袭击事件对我们两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但很可能推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建设性的阶段。格林伯格的这封信促使我们中方要很快面对格林伯格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挑战。
迎接这一挑战，绝非易事。
9月中旬日内瓦会议上，由谈判代表们做出来的这样一个模棱两可，什么具体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外交妥协，格林伯格不会接受，格林伯格需要中方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在他访华之前，10月25日下午美国驻华大使雷德还专门约见了我，除谈及其他问题外，还特别强调了格林伯格即将访华，美国大使让我转达了格林伯格的日程。他10月29日下午抵京，希望在30号会见中国领导人。雷德大使建议中方能够解决格林伯格关注的问题。10月30日朱镕基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会见了格林伯格，会见十分友好，谈到了友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希望格林伯格以大局为重，不要纠缠这些细节。
格林伯格能够见到朱总理和吴仪国务委员，并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当然他是很高兴的。但是，格林伯格作为一个商人，他要的是具体的结果。在见朱镕基总理的时候，他提出了四点建议。这四点建议经过保监会的分析，总体上是难以接受的，特别重要的是第一条，将现有的上海分公司上升为友邦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友邦在中国现有和将来设置的机构，将成为该公司的分支机构。但是，经过研究，我们准备考虑格林伯格提出的最后一条：中国入世前，再批准几家友邦寿险分公司，格林伯格提出要8家-10家，这确实是“狮子大开口”，因为当时的想法是考虑再批准一两家分支机构。
11月初，格林伯格到了上海，朱镕基总理决定让我去上海和格林伯格把他的四点建议做一个了结。11月3日在上海我见到了格林伯格，会见是在美国国际集团投资的丽兹卡尔顿饭店进行的。这个酒店里有一个以格林伯格名字命名的套间，叫Greenberg Suite，这可以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后一场谈判的地点，格林伯格很高兴的在套间迎接了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的寒暄。但是，最后开始讨论他的四点建议时，我逐一表示，他的建议总体上是不现实的，因为他违背了中方现有的法律。不过我说受朱镕基总理的委托，我愿意讨论他提出的，在华再设立几家分公司的建议。我们讨论了很多，提出了很多的城市，最后我们同意可以在广东设立两家支公司，就是江门和东莞。但是我给他讲，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最后的确认。另外，设立分公司的问题，他提出还要在北京、大连和苏州设立。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同意积极考虑，但决定权不在我。
丽兹卡尔顿酒店正好距上海市政府不远，在会谈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跟格林伯格先生讲能不能休会一下，我需要就有些问题向北京请示。我从丽兹卡尔顿酒店来到了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的办公室，徐匡迪市长办公室里面有直通北京的电话，我用这个电话向朱总理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朱总理的认可，有些问题可以再继续谈。我向格林伯格转达了朱总理的意见，格林伯格为此感到高兴，他说：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我知道你们中方做一件事情需要办很多的手续，我听你最后的电话通知。这场谈判非常的愉快，格林伯格在我走之前，紧紧的拥抱了我。
的确，对于丽兹卡尔顿酒店的Greenberg Suite，如果是该酒店知道该场会见意义的话，他们应该在这个套间里放上一个小小的牌子，说明在这个套间里面，龙永图和格林伯格进行了一场会谈，这场会谈最终结束了中国15年的入世谈判。
后来我又回到了北京，接着没过几天就直飞多哈，参加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的签订。格林伯格对时机确实把握的非常好，因为11月11日中国在多哈签订的协议将在12月11日生效，所有中方的承诺在12月11日前都可以被祖父条款所涵盖。这样，我和格林伯格在丽兹卡尔顿讨论的结果，都可以按照祖父条款的原则视为中方同意，而不会引起其他国家的质疑。我从多哈回来以后，不久就接到了格林伯格要求通话的请求，最后确认在上海会谈时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国的首席谈判代表贝德大使也来电话，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和格林伯格通话。我和格林伯格在11月21日上午通了话，告知我们在除了广东的江门和东莞两个支公司外，可以再批准两个城市建立分公司。如果友邦坚持要在北京，就必须要放弃大连或者苏州。格林伯格听完后，说要请他的高管们研究后答复，半个小时后格林伯格再次来电，表示接受中方的意见，同意放弃大连，希望按照中方提供的开放时间表，在北京设立分公司和在苏州设立中心支公司。
这样和格林伯格关于友邦怎么样从祖父条款中获得具体成果的会谈终于结束了。
格林伯格作为中国的老朋友，一直受到尊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时候，格林伯格被授予了“友谊奖章”的殊荣。应该说，中国的入世谈判，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外资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在这场有关友邦保险的谈判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尊重现实，尊重规则，信守承诺的精神，更看到了中国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的态度，那就是开放、真诚和务实。对于格林伯格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也会看到，外国企业只要尊重中国的历史文化，尊重中国的基本国情，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基本的市场规律，就一定能享受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红利。
中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们今天回忆格林伯格在中国入世谈判中的这段经历，就是要使我们坚定一个信心，不管中国发展到什么阶段，不管世界出现什么情况，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绝不会关闭，而只会越来越开放，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
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但是不管世界发生多大的变化，中国和世界各国包括和美国的友好合作，同样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格林伯格和中国入世谈判的故事已经成为中美博弈和合作的一段佳话，它使我们感到温暖，感到世界的未来依然光明。
（作者龙永图为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编辑：陈伟（龙永图秘书）、《财经》杂志编辑：王延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