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皇帝执政初期，轻松地干掉了传说中邪恶无比的奸臣魏忠贤，整个朝堂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氛围。虽然因为捉拿阉党和抄家的事情，崇祯皇帝与东林党产生了一些不愉快，但这种龃龉最终还是烟消云散了。
东林党的各位大儒，整天在崇祯皇帝面前讲大道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陛下一定不要像你那个贪财的爷爷（万历皇帝）学，不能眼睛只盯着钱，要知道整个天下都是你的。
当是之时，阉党既败，东林大盛。而朝端王永光阴阳闪烁，温体仁猾贼，周延儒回佞。——《明史》·卷二百五十八·列传第一百四十六
单看这个场面，会给人一种诸葛亮教导刘禅的感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崇祯皇帝发现不对劲了。
当某地发生民变、兵变或灾荒的时候，崇祯皇帝希望东林党能解决这些问题，但当崇祯皇帝把问题交给官僚之后，得到的回复几乎千篇一律：没钱。
一次两次还行，次数多了，崇祯皇帝也不开心了：你们整天教导我，不能眼睛只盯着钱。可当国家发生危难的时候，你们总是强调没钱。不是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吗？你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
崇祯皇帝的这种疑惑完全合理，皇帝想要治理好国家，没钱怎么行呢？东林党不让崇祯皇帝整天谈钱，却总是拿“没钱”为理由搪塞他，到底是何居心？
客观地说，东林党的这种说辞是无可辩驳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家没钱，政府当然做不了事。
可问题是：传说中邪恶无比的奸臣魏忠贤执政时，从来没嚷嚷过“没钱”的话。
在魏忠贤执政期间，皇宫内各种大修大建，用以满足天启皇帝的特殊爱好（木匠活），各地的九千岁生祠也没有停工的迹象。袁崇焕想在辽东打一仗？没问题，北方各镇的兵马全部集结于宁锦一线。
到了崇祯年间，传说中邪恶无比的奸臣魏忠贤被打倒了，传说中由贤者组成的东林党上台。皇宫内各种大修大建全部停止，奢侈品进攻停止，生祠自然也没人修了，辽东暂时也无仗可打。可现在东林党居然告诉崇祯皇帝，没钱！
和魏忠贤的执政成果比起来，东林党的众位大儒难道不该羞愧吗？
崇祯皇帝想透这个关节之后，立刻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总而言之，我算是有点理解魏忠贤了，他为什么要对你们那么狠？是因为你们贱！不对你们狠一点，你们就要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官僚集团一看，崇祯皇帝竟然产生了这种幼稚的念头，顿时就吓傻了。不管不顾地向皇帝进谏：现在之所以会穷，就是因为魏忠贤瞎折腾，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替魏忠贤时期的浮夸风还债啊！
国家现在一穷二白、千疮百孔，想做事肯定是艰难的。但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一定可以做到人定胜天啊！
您现在不但不理解我们工作的艰难，不去思考魏忠贤的可恶之处，反而朝我们发火，实在是不公平啊！
客观地说，东林党的这种说辞是无可辩驳的。魏忠贤时期为什么有钱？因为魏忠贤时期搞了很多高利贷，我们现在处于还账阶段。只不过这个高利贷是隐形的，这种影响需要时间来消弭。
话说到这一步，崇祯皇帝自然不能再多说什么了，多说也没用。
在我看来，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政客，不管是如何上位的执政官，在他的日常工作中，都必须顾及到钱的问题。哪个部门是不需要用钱的呢？一个都没有。
评价一个执政官或执政团体，最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就是：他能否在无副作用、或尽量降低副作用的前提下，弄来最多的钱，保证整个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行。
明末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从不叫唤缺钱的人，怎么看都像奸臣；天天叫唤缺钱的人，却被认为是忠臣。
实际上，所谓的奸臣，就是实实在在做事的人，他们忠于皇帝，总能想方设法地弄到钱。可问题是：在生产力没有突飞猛进的前提下，蛋糕的大小几乎不会变。那么在这些“奸臣”弄钱的过程中，难免会得罪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他们弄到的钱，都是从既得利益集团嘴边抠出来的。
而所谓的忠臣，成天无所事事，就知道怎么跟皇帝讲大道理。可讲来讲去，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为“忠臣”口若悬河，钱就自己变出来。他们之所以是忠臣，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得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说他们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后世评价怎么可能差呢？
有一句心灵鸡汤是这样说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顺着这句心灵鸡汤，我再编一句毒鸡汤：“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是钱的问题”。
套用到明末，这句合成鸡汤应该是这样的：“明末的所有问题，都是钱的问题；如果钱不是问题，那么大明帝国就没有问题。”
崇祯皇帝的确是天真幼稚，但他不是傻子。等他真正坐到那个位置上，自然能很快发现：如果不谈钱的问题，事情就没法做下去。可是每次和东林党谈钱，东林党的所谓“贤者”们就会告诉皇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种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说，崇祯皇帝很快就听烦了。烦归烦，问题总要解决。既然没钱，那就想办法多收点税吧。
第一个收税目标当然是老百姓，但想从老百姓兜里掏钱，其实非常困难，因为老百姓喜欢哭穷。不管是真穷假穷，他们都喜欢哭穷。
客观地说，大多数老百姓的确也很穷，从他们兜里掏钱没道理。可问题是：不从老百姓兜里掏钱，难道从士绅和官僚的兜里掏钱吗？
就算崇祯皇帝爱民如子，想方设法要从士绅和官僚的兜里掏钱，士绅和官僚也会一个劲儿地哭穷。对此，崇祯皇帝总不能说他们在撒谎吧？得有证据。
谁能从士绅和官僚那里拿到他们不穷的证据呢？很显然没人能做到，因为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飞升。士绅和官僚是大明帝国的基本盘，谁也动不了他们。
如果大明帝国有一位善于调动底层情绪的狠人，自然可以在大明的广阔疆域开展一场轰轰烈烈地大扫荡，把士绅和官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客观条件。
就算有了这样的客观条件，这种狠人也不会获得什么好评，这种大扫荡更会被当成祸国殃民之举：大家想致富应该通过劳动，而不是通过抢劫富人，这不科学！
既然不能从老百姓的兜里掏钱，也不能从士绅和官僚的兜里掏钱，那么钱应该从哪来呢？正当崇祯皇帝为这个问题伤脑筋的时候，突然传出来一种说法：老百姓太穷太可怜了，我们不但不应该向老百姓加税，反而应该减免老百姓的税收，加大给老百姓拨款的力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
最初，崇祯皇帝对这种声音不屑一顾：扯淡谁不会？就知道站在道德高点说大话，有能耐你把钱给朕弄来！
可没过多久，又传出来一种说法：皇帝通过查抄魏忠贤和阉党的家，弄了不少银子，是不是应该拿出来救济百姓呀？
廷臣动请内帑，夫内帑惟承运库耳，钱粮解承运库者有，一曰金花，二曰轻赍。金花银所以供后妃金花，宫人宦官赏赍。轻赍银所以为勋戚及武臣俸禄随发，非唐德宗之私库，聚而不散者，安有余资？野史谓城破时尚有大内积金十余库，不知十余库何名？承运库外有甲字等十库存方物也。城破时惟车裕库珍宝存耳，乌有所谓十余库基金者？而纷纷谓上好聚敛，内帑不轻发，其不冤哉？——《崇祯遗录》
崇祯皇帝听到这种说辞的时候，那是气得杀人的心都有了：自己要是有那样一笔传说中的大财，又何必从老百姓的兜里掏钱呢？
官僚异口同声说皇帝有钱，崇祯皇帝梗着脖子硬说自己没钱，双方争得不可开交。崇祯皇帝怒不可遏，心里那委屈！心里那憋屈！
眼看崇祯皇帝和东林党之间就要上演大火并，或者说眼看崇祯皇帝就要像魏忠贤那样屠杀东林党，官僚集团赶紧出来打圆场：大家都是穷人，咱也别争了，还是委屈一下老百姓吧！
说来说去，演来演去，吃瓜群众们吃了半天瓜，却发现税收还是摊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加税就加税吧，咱也务实一点，用手上这笔钱把事办好，可东林党又发表了一番悲天悯人的言论：老百姓太穷太可怜了，我们不但不应该向老百姓加税，反而应该减免老百姓的税收，加大给老百姓拨款的力度，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实现繁荣富强。可现在居然有奸臣提议向老百姓加税，真是要误国误民啊！
东林党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不是戏精附体，而是要借机打压一下同僚：提议加税这种恶事你们来做，悲天悯人的形象就应该由我们东林党来演。
面对此情此景，崇祯皇帝终于忍不下去了：你们这帮混账东西，除了整天上大课装圣人之外还有什么用？都给我滚！
就这样，崇祯初年呼风唤雨的东林党，又集体“家里蹲”了。
基命奏辩曰：“其说祖逢申、道浚，不逐臣不止，乞放归。”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去。——《明史》·卷二百五十一·列传第一百三十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