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战火纷飞,既有万人之中取上将头颅的豪迈,也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萧索。战场之上,军人是无可争议的主角。然则,在三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军人们出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职业的军人?本文愿浅谈三国职业军人的前世今生、起承转合,一窥乱世风华。职业军人的兴起
1、秦汉时期的兵役规定
要谈三国的“职业军人”,则职业军人之外历史上势必出现过“非职业军人”。先秦去三国也远,今当求诸秦汉之兵制。秦汉虽有王朝更替之“恨”,然而有赖萧何之功,国家制度多半汉承秦制,因此在制度构建问题上,将秦和西汉合并看待无可厚非,兵役制度亦然。现在要理解三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毕竟还要考察这一制度的起承转合。
萧何剧照
《汉官旧仪》卷下曰:“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二十倍于古。”、“汉兴, 循而未改。”
以上这些史料可以佐证,兵役在秦汉,是徭役的一部分,类似于“义务兵役制”。秦汉时期男子全民皆兵,这是和三国时期的职业兵的最大不同。
实际上,早在秦汉之前,有“魏武卒”可以作为三国的职业军人的源头,但始终作为奇兵、精锐部队,尚且没有普及的条件。
古代服兵役
秦汉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帝国,地方权力弱小;“竹帛下于庶人”,因此原来的贵族公卿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官员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官僚”。而东汉末年以来,维持中央绝对权威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国家暴力机关掌握在更多人手中,因此,军事制度随之发生变化。职业军人的兴起,正是对义务军人的替代。
2、庄园制经济与家兵、部曲
谈到魏晋六朝的经济基础,并不陌生的一个词便是“庄园制经济”。然则何谓庄园制经济,其与职业军人之兴何干?请为君释之。
汉武独尊儒术以来,造就了一批以经术起家的官僚,他们历代积累,相互联合,成为累世公卿,门人故吏遍天下,官僚队伍的构成就从之前的布衣卿相变成各个错综复杂的小集体,我们知道,以后还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态。
汉武帝剧照
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之后,势必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为显性的经济优势。于是通过土地的兼并,将财富集中于地权,他们在取得大量土地之后,虽然政治上是一个个公卿,经济上却已经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他们将土地聚集起来、联结乡党,内部经济活动自给自足,就构成了简单的庄园。
文的官僚与武的军人相结合有两层顾虑,一则,在经济上可以保卫庄园的生产生活活动和相应的收益,二则,在政治上,军权是乱世的倚仗。在自保的过程中,他们选择采用军事建制,具体的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军人,就构成了家兵、部曲。
家兵
三国战乱以来,人们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家臣对于主君是“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于是,部曲这样一个军人组织,日渐变成主将的私属。
部曲的变化,除了依附关系的增强,还有身份的固定。战争的不断扩大和延续使部曲人数增多,拥有武装的世家大族把部曲转移到土地上并限制他们的流动,成为且耕且战的劳动力,因为佃客的身份世袭,为方便故,部曲的身份也成为世袭了。
固然这是私兵,然而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了,在中央权威没有确定之前,地方割据势力会倒逼制度的改变。职业军人,产生于汉末的社会环境——地方割据、天灾人祸……
职业军人兵农合一,亦兵亦农
1、三国时期的屯田:以曹魏为例
说起三国的屯田,绕不开曹魏。
早期曹操的屯田,劳动力是招安的黄巾军,开始于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史载他的屯田政策“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屯田直指粮食问题和流民问题,屯田之前,四方荒蔽,屯田之后,曹操创造性地将流民和土地重新结合起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回归到土地上来。
虽然农民的剥削加重了,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了,但相对于之前的纷乱,终究是一种进步。这样,不但北方经济得以逐渐恢复,而且也解决了军粮问题,稳定了后方,为曹操的进一步谋划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曹操剧照
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是招募流民百姓,军屯则又有补充兵员的目的。既要补充兵员,则惩罚逃兵。曹魏在这一点上一直奉行高压政策,军士逃亡,罪及妻子。这样,士兵不仅是一个战士,而且与主君有了经济关系。自此,由于佃兵多是父子相承,军户也就成为世袭的身份了。因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职业军人因此由私家约定,变成国家制度因袭下来。
三国屯田,曹魏最为典型,东吴也曾施行,不过效仿而为之,加之更有许多变数,在此不表。
2、凋敝的地方经济
上文以世家的角度简单介绍了庄园经济的存在,然而三国时期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吟诗作乐、曲水流觞,而是战乱频仍,黍离麦秀。以普通百姓的视角看,更有许多不同。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董卓入京,皇室驱狼吞虎,开门揖盗。其后十八路诸侯讨董,生灵涂炭。统治阶级的混战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军队缺乏粮食的例子数不胜数,有武力倚仗尚且如此,普通人之易子而食是可以想见的了。
为避战乱,人们转徙各地,四处奔逃成为流民,农业生产更加荒废下来,这也是曹操进行屯田的社会基础。
另外,汉末多有瘟疫: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延光四年,京都大疫、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凡此种种,史不绝书。这些瘟疫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汉末三国的中原、对传统的经济重心和产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其结果是,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样,以往的小农不得不依附,成为了托庇于高门大姓的佃客、部曲。
汉末瘟疫多选择成为职业军人的好坏
1、福利多多——生存还是毁灭,这根本不成为问题
由于特定的时空限制,这里的军人有两个身份,一是军人,二是佃户。
军人能够保证你的最低需求基本被满足。所谓“当兵吃粮”,那时成为职业军人最大的好处是能吃上饭,在最后一个百姓死去之前,不必担心没有粮食。
作为佃户也并不是就深受剥削痛苦不堪。
三国时期的自耕农,承担着日益繁重的税赋、劳役,最终的归宿是在高门大族兼并土地的时候被抛掷出自己的土地,不得不四处游荡,导致“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浮末。”但如果一个农民主动将自己的土地上交给高门大户,托庇于此,则农民的经济身份是别人的依附农,社会身份是隐户——也就是说,只需要承担地主的地租,而不必承担国家的赋税劳役。
汉末农民
职业军人的经济基础就是如此。屯田,将农民和土地再次联系起来,而国家成为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人民与国家从需要交税赋、服兵役,变成交田租,由特定的人专门服兵役。在这个关系中,国家私人化了,但各取所需,满足了国家需要社会秩序的平稳的需求,适当的缓和或者说掩饰了社会矛盾。
2、坏处不少——世代成为主家的农奴、战争的机器
上文提到过在屯田造就的职业军人之下,士兵逃亡,罪及妻子。貌似罪有应得,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变得毫无人性。《三国志》记载说,逃亡士兵有一新妇,“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
至于世袭职业军人,晋武帝伐吴诏曰: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取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三国志
何解?曹魏的屯田经改进成为西晋的占田,但世袭职业军人沿袭下来,最为年富力强的时期奔波于战场,日夜祈祷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除此之外,不要忘了军人同时是佃户,部曲,在实践中甚至近乎家内奴隶。小结
可以说,职业军人之所以在三国兴起,是有极为复杂、环环相扣的原因的,社会条件也囊括万千。但条分缕析讲来,大致有这样两个主体:军人和世家。
经济上,世家在战乱之中聚族自保,形成坞堡之类自给自足的庄园,成为庄园经济。政治上,乱世之中只有掌握兵权、有武装才有话语权,才能参与国家权力的角逐、重构。
三国时军人
对于军人,或者说更多的百姓来说,成为部曲,成为世袭的、职业的军人,首先是农民破产、失去自己的土地,与土地脱离关系然后又重建联系的过程,即从流民变成种地的军人,土地兼并等问题造成的破产是因。其次是能够谋生,甚至有可能通过军功实现阶级的跨越。
一言以蔽之,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