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华夷之辨”，自古以来就有。大家可以翻开《尚书·禹贡》看一看，战国时期人们对天下的概念，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然后四周像同心圆一样地分布着所谓的四夷，而且认为“中国”在文化上是具有绝对的优势的，是应该教化天下的，这是那个时候的华夷之辨。而到了唐代，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唐代实际上是很开放包容的，对于胡人有很大的宽容度。
但是安史之乱却引发了华夷之辨，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他们手下又有很多胡兵胡将；后来的藩镇割据当中，河北三镇又有很明显的胡化的色彩。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人们对于胡人、外夷的这种警觉，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华夷之辨要一直延续到宋代。华夷之辨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起码从文化心理上来说，唐帝国事实上已经开始走向瓦解了。
要知道，原本中原与四夷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朝贡、册封和羁縻来加以维系的。朝贡体制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就不用说了；至于册封，由于中国在整个东亚世界具有绝对的力量优势，所以，四夷的各个政权无不以获得中国皇帝的册封为荣，这有利于他们在国内地位合法性的确认，所以册封是当时中国对外施加影响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汉朝就已经有了这种四夷的册封，唐朝更是大规模地推行，而且唐朝还对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广泛授予各种羁縻府、州、县的官职，大量地册封那些可汗以王、公等爵位。
而且，当时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的羁縻府、州多达856个，授予的官职也是为数众多，以致无法做完全的统计。而且很多胡人还进入了唐朝中央政治中枢来任官，这一点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了。安史之乱之前，可以说唐人对于胡人的态度是相当友好开放的，但是安史之乱的爆发，大大地改变了唐朝，它影响到了唐朝的中央集权，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威，不仅造成了藩镇割据，而且在文化上也造成了分裂。
什么分裂呢？就是人们开始热衷于华夷之辨。比方说古文运动，我们一般都把这个作为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课题来对待，但是古文运动的背后就有安史之乱的影响。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已经指出过，他就认为，“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所以引起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反感，在知识分子的潜意识当中就出现了华夷之辨。因此，陈寅恪先生指出，“尊王攘夷”实际上是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古文运动的核心领导者当然就是韩愈，但比韩愈稍早的知识分子，比方说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这些人，还有与韩愈基本同时代的，比方说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他们多多少少其实都有些华夷之辨。元稹所写的诗中就体现出这个特点，他指责中原地区多胡装、胡乐。有意思的是，元稹本人就是一个鲜卑人，他就是广义上的胡人，但是，他对于这种胡化也是痛心疾首，因为他早已经汉化，他是站在汉民族这个角度来评价这件事情的。但是所有人的这些思想的表述，都不如韩愈那样直白、那样清晰。所以陈寅恪先生指出，韩愈这个人，之所以反佛，就是因为他对一切夷狄文化都有所警觉，而佛教为夷狄之法崛起的根本，所以要被力排痛斥。就这样，韩愈发展起了他的古文运动。现在也有很多学者认为，安史之乱的确在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了华夷之辨的思想，甚至知识分子重拾了春秋时期的那句口号——尊王攘夷。
我们知道，当年无论是齐桓公也好，还是晋文公也好，都搞过尊王攘夷。而事过多年，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这种复古主义的旗帜说白了，就是人们痛定思痛，反思安史之乱的结果；另外是人们不满于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种思想。因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唐以后文坛出现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他们都有个共同的思想内核就是复古。而这种复古与当时强调华夷之辨的文化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
杜佑写《通典》的时候，甚至对四夷有这样一种看法：“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来则御之，去则备之。”这个观点可能就更加激进了：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可教化的，应该对他们“来则御之，去则备之”。但是话说回来，唐朝毕竟是一个已经多年实施开放包容政策的国家，文化心理上也不可能立即发生180度的扭转。所以还有很多唐人，对于华夷之辨有自己的思考，在我看来他们的思想相当先进，而且很睿智。
唐宣宗大中年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一个大食国(阿拉伯)人叫李彦昇。李彦昇参加了唐朝的科举，他是由大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汴梁这一带)的地方官推举上来的。他不仅参加了科举，还一举中第，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大梁就不该推荐这样一个夷人到这来。难道中华无人了吗？有一个知识分子叫陈黯，写了一篇文章叫《华心》，专门探讨这个观点。他说：“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就是说，如果按地域划分的话，自然有华有夷，可是如果按照教化这个角度来说，难道天下有华夷的区分吗？有倒是有，但是问题是我们用什么来区分华夷呢？他说：“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仪，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重点根本不应该看他所处的区域，甚至都不是他的血统，也不是他的外观。我们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他的心。他的心是华，他就是华；他的心如果是夷，他就是夷。哪怕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土生土长的汉人，如果你的文化属性是夷，那你就是夷；哪怕你高鼻深目，是一个大食人，只要你认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你心是华，那你就是华，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周伟洲先生认为，陈黯所谓的“心”主要指的是汉族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义和仁义道德。他认为华夏之人若无礼义，则是形华而心夷。还有很多学者则认为，陈黯所说的这个“心”，其实是一种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你只要认同华夏的礼义、道德、文化，你就属于华夏。这一点与陈寅恪先生的看法一致。陈寅恪先生在多本著作当中反复强调：“看一个人更重要的是看他的文化属性，而不是血统。”所以那种以血统为标准，断定历史上哪一个朝代好，哪一个朝代坏；或者以血统为标准，断定哪一个历史人物好，哪一个历史人物坏，这种思维是要不得的。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上也讲不通的思维，这种思维还远远不如1000多年前的陈黯。
还有一个唐人叫程晏，他写了一个《内夷檄》，也跟陈黯的思想比较相似，他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也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这与陈黯的思想如出一辙，意思是说一个人他是夷还是华，关键看认同不认同我们的仁义忠信的文化，认同的话，他就是华，不认同，就是夷。
但是，我虽然肯定了这两个人的思想有其先进性，但是我要指出，他们仍然提出了自己华夷之辨的标准。他们的华夷之辨并不是指的血统，而是指的文化属性。所以说白了这仍然是一种华夷之辨，只是相对来说，他们的认知比以血统为标准的认知要更高一筹。
后来金代有一个著名的儒生叫作郝经，写了一个《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在其中，他竟然说了这一番话，他说：“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毫无疑问，郝经是站在女真政权的角度，对宋朝的官员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你不要再强调血统了，不要再强调你们是代表着中华之正统，凡今天能够用中国之士，能够行中国的教化王道的就是中国之主，跟民族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了，郝经是替女真政权说话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他的话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思想，与前面我们所说的陈黯、程晏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性。郝经只是把他们的思想拿过来为女真统治者所用，用这个反过来解释女真政权的合法性。
当然，宋朝的华夷之辨比唐朝更加普遍，态度也更加坚决。其实宋朝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文化上，都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帝国了。宋朝是与多个民族政权并存的一个政权，它不是帝国。帝国要同时包容多种文化、多个民族，甚至自身就是多民族的融合体。而宋朝无论从文化还是民族属性上来说，相对都比较单一。所以我们经常听到人说唐帝国，但是我们很少听说宋帝国，因为宋朝真的不是一个帝国。
在这里，我愿意引用现代历史学者江湄的一篇文章，叫作《宋人的“华夷之辨”与“中国”意识》来做一个总结。他指出，宋朝与多个民族政权——辽、金、蒙古、大理、吐蕃和安南并存，甚至与辽、金、蒙古的统治者地位对等，都是并称天子，互相之间订立和约。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已经是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了，再也不是以中原为核心，中原的帝王再也不复唐太宗“天可汗”那样崇高的地位。所以宋朝不像唐朝，宋朝已经不是天下的共主了，甚至连霸主都称不上。江湄女士指出，对于宋人来说，“传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了想象。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宋朝士人继承了中唐以来韩愈倡导的‘严华夷之辨’，进而阐发、弘扬之，春秋学、正统论自(北)宋朝庆历年间兴起，至南宋愈来愈盛，一致地以‘严华夷之辨’为主旨，‘华夷之辨’遂成为两宋时代的一个思想主题，一种极具时代性格的政治与文化意识”。而且江女士还特别指出，华夷之辨其实从先秦开始就一直存在，唐朝也有，但是宋朝的华夷之辨的特点更加普遍、激烈和绝对，“以至于坚决反对让‘夷狄’接受乃至接触华夏文明，认为应该让‘夷狄’安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夷狄’一旦接触到了先进的华夏文明，他们的贪心野心就会被激发出来，而给‘华夏’带来祸端。宋朝人甚至主张，‘夷狄’介于人与禽兽之间，和‘华夏’有着本性上的绝对差异，根本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礼乐文明。这样的思想意识在南渡之后更加强烈”。江湄女士下面这句总结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她说：“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将两宋‘华夷之辨’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国族意识的萌芽。”而这种变化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