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节点，当然这里边所说的“衰”，其实还是从正统的官方史学的角度所说的“衰”。如果从中央权威衰弱以及人民所遭受的战乱等各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的确是一种衰。不过，在安史之乱之后，唐朝能够继续延续150年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而且这一时期唐朝地方的发展也是引人注目的。并不是说安史之乱之后，整个国家就陷入了万劫不复的一种境地。
不可否认的是，安史之乱使得唐朝历史被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安史之乱前，唐朝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安史之乱后，则成了藩镇割据、多种势力角逐的政治局面。而且这种政治局面，对于后来的五代和宋初的政治走向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说安史之乱的影响力是持续的、跨时代的。
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爆发的？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恐怕又要涉及前面所讲的均田制。首先从根本上来说，均田制的崩溃与安史之乱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均田制造成了府兵制的瓦解，府兵制的瓦解带来了募兵制，而募兵制最后又使得节度使兵力壮大，最后酿成了安史之乱。在均田制那一讲里边，我们已经反复地提到了这个话题，但是这其中有个问题，为什么一定是安禄山发动了叛乱？这场叛乱又为什么一定诞生在唐玄宗的时代？这是我们接下来要重点分析的。
唐玄宗应该说是唐朝历史上相当有作为的一位皇帝，同时他也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因为他集辉煌与失败于一身。而唐玄宗在位期间，唐朝进入了最繁华的盛世，也就是开元天宝盛世，同时又带来了最大的灾难，也就是安史之乱。如此大的一个反差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非常耐人寻味。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唐玄宗就是一个所谓的“拨乱反正之主”，他的上台扭转了武则天晚年以及唐中宗和唐睿宗时期政治混乱的局面，尤其是一扫中宗和睿宗两代皇帝的那种软弱的作风，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个是不容否认的。
在他的治下，整个唐帝国走向了一个高峰。唐玄宗统治的基础，就是所谓的“姚崇十策”。姚崇十策究竟存不存在，史学界现在还有争议，但是如果将姚崇十策基本的精神内核与唐玄宗前期的行政风格相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着高度的吻合。姚崇十策的主要内容，是整顿吏治，不上边功，不宠信宦官，不宠信外戚，限制个人欲望的发展……非要概括的话，就是三个字——不折腾。要知道，“不折腾”三个字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要做到真的很难，而且它的意义非常重大。
“不折腾”不但要求统治者克制个人的欲望，还要克制自己“青史留名”的野心。我们中华民族在古代是一个农业民族，政府只要做到不干扰农业生产，不误农时，尊重农业发展规律，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防环境，然后，再维持国内水利设施的运行，以及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应，一般来讲，就会获得良好的回报。因为，我们这个农业民族有个特点，就是非常勤劳，而且非常聪明，只要不折腾，一定会有良好的回报。
开元天宝时期，唐朝的国力达到了一个巅峰，终于完成了唐太宗没有完成的那个梦想，就是国力反超隋朝的鼎盛时期。但是危机也开始酝酿。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均田制的瓦解，贫富差距的加大。按理说均田制瓦解，贫富差距加大，失地农民增加，国家首先就应该在税收等问题上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样才能够避免危机的爆发。但是很遗憾，唐玄宗要么是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的存在，要么是意识到了，但是没有勇气去进行这种伤筋动骨的大改革。
我们所说的“伤筋动骨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在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均田制逐渐崩溃的情况之下，税收的基本原则不应该再以人身为本，而应该以资产为宗。这也就是后来“两税法”的基本精神。可是这样的改革是唐德宗时期发生的，而没有在唐玄宗时期发生。唐玄宗恐怕是没有勇气进行这种会对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造成损害的改革的，所以他采取的都是些缝缝补补的“小手术”，比方说对客户[24]和漕运问题的改革，以及税收方面的一些改革等。综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愿意进行大改革，而更愿意用“小手术”来掩盖眼前的这些“创伤”和问题，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唐玄宗在他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当中，还表现出了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迷信于他的平衡手腕。其实唐玄宗几十年的天子当下来，自有他的一套成功的法宝和经验。他在朝中同时扶持多股力量互相进行制衡，让每一股力量都有饭吃，但是又不至于吃得太饱。一旦遇到一家独大、一家独赢的时候，他会及时地为对方踩上一脚刹车。
我们每次说中国古代政治弊端的时候，除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还往往提到一个弊端，叫作“朋党之争”。但皇帝真的不愿意看到朝中出现派系斗争吗？并不尽然。有的皇帝是乐见其成的，唐玄宗就是其中一个。对他来说，朝中出现派系斗争是完全可以接受，甚至是他有意进行扶植、引导的。因为越是有派系斗争，越使得斗争的双方互相产生一种制衡关系，而这种制衡关系是有利于他的君主专制的。并且朝臣之间的斗争使得朝臣会更加仰仗于皇帝的权威，因为只有通过皇帝的权威，才能保证自己获得所谓的胜利。所以对于皇帝的统治来说，所谓的派系斗争往往并不见得是坏事。
在唐玄宗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他的朝中就从来没有缺过这种派系斗争。比方说在他的统治前期，有文学与吏才集团之间的矛盾。所谓文学集团就是仰仗科举等方式上来的官僚；所谓的吏才，就是地方官通过自己的政绩，然后一步一步上来的官僚。在早年间，文学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张说，吏才集团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宇文融；而后来等到张说和宇文融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又有各自的政治继承人。张说的政治继承人是张九龄，而宇文融的政治继承人就是李林甫。
这种文学与吏才之间的矛盾持续多年，最后以张九龄的失败宣告结束。但是唐玄宗的平衡术在这时候又开始发挥作用了，眼看李林甫就要大获全胜的时候，唐玄宗却给他迎头浇了一盆冷水，给他踩上一脚刹车，原因就是唐玄宗绝不愿意看到朝臣当中哪一派势力独大。
这种制衡术也体现在立储这个问题上。在唐玄宗中期，唐玄宗最喜欢的妃子是武惠妃。武惠妃生有寿王李瑁，我这里顺便说一句，寿王李瑁很有名，也就是后来杨贵妃的前夫。但是很有可能我们是把这位前夫的名字搞错了，当然这个不是现代人搞错的，而是正史里边就搞错了，他的名字应该叫李琩，这是我们现在根据唐代的一些碑刻，以及墓志发现的一个漏洞，两个字的字形实在是太像。但是我们这里仍然按照习惯称法把他叫作李瑁。武惠妃生有寿王李瑁，而寿王李瑁聪明伶俐，很受唐玄宗的喜爱，因此武惠妃就希望唐玄宗能够立李瑁为太子。可当时唐玄宗自有太子，就是这个太子李瑛。所以武惠妃就产生了扳倒李瑛的念头，而他在外朝当中得到了李林甫的支持，但是李瑛也有自己的保护人，李瑛的保护人不是别人，就是张九龄。有张九龄的勉力支撑，武惠妃多年不能得逞。
但是，后来张九龄在政治斗争当中失败，下台之后，李瑛和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就迎来了灭顶之灾。唐玄宗一日杀三皇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皇子事件”。三皇子被杀之后，太子位空悬。那么立谁为太子？对于李林甫来说，当然要支持寿王李瑁。可是也就在这个时候，唐玄宗却突然放弃了寿王李瑁。为什么？就是因为唐玄宗认为寿王李瑁的势力过大，他不愿意看到出现这样一个强势的太子。为什么说他势力过大呢？首先，寿王李瑁本身很受唐玄宗的喜爱；第二，寿王李瑁的母亲是最受宠的武惠妃，虽然武惠妃此时已经去世，但是唐玄宗对武惠妃的感情还是在的；第三，寿王李瑁早年曾经是由唐玄宗的大哥——李宪抚养长大的，这又牵扯到一个皇兄的问题。还有就是，寿王李瑁在外朝又得到了李林甫的大力支持。一切有利因素都集中在他的身上，偏偏就是这样，唐玄宗不能选择。唐玄宗最后选择了李亨，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原因就是李亨的社会关系相对来说很简单，没有什么背景。而一个没有背景、弱势的太子正是唐玄宗所需要的。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能看得出，当一方势力坐大，几乎要完全胜利的时候，唐玄宗一定会给对方踩上一脚刹车。
张九龄下台后，与李林甫相对抗的就是后来的杨国忠。杨国忠是李林甫晚年最大的政敌。杨国忠是外戚，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上来的。上来了之后，由于他在敛财方面颇有一些手腕，深得唐玄宗的欢心。唐玄宗晚年时期，生活方面变得日渐奢侈，用度一日胜过一日，所以需要大量的金钱，而杨国忠可以投其所好。更重要的是，唐玄宗认为可以利用杨国忠制衡李林甫，所以杨国忠与李林甫之间的斗争，应该说仍然在唐玄宗的设计之内。
与此同时，唐玄宗在军中也搞平衡术。在唐朝的军队当中，他最重视的就是东北边防军和西北边防军。东北边防军以安禄山等人为代表，西北边防军早年间曾以王忠嗣为代表，后来则由哥舒翰代替。唐玄宗同时给哥舒翰和安禄山封王，而且都让他们掌管重兵。安禄山本身又跟杨国忠有矛盾，这对于唐玄宗来说，是乐见其成的。但是这个平衡术恰恰成了后来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呢？唐玄宗的平衡术这些年行之有效，但是他忽略了一点，他原先手下的这些大臣和派别，除了皇帝的支持，基本上没有什么别的资源，可是安禄山不一样。首先，安禄山在边关镇守多年，在当地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他手头的军队是常驻边境的长征健儿，当年在募兵的时候，有很多长征健儿是当地的胡人，他们与安禄山同文同种；并且安禄山本人极有可能有祆教的信仰，通过宗教，他也能团结很多人；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假子”制度，使得军队出现了私人化的一个倾向。
久而久之，安禄山的野心膨胀了，他与朝臣之间的矛盾，自有他自己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利用手中的军事力量加以解决，这与以往的派系斗争是截然不同的。而唐玄宗很明显对这个缺乏心理准备。其实最终逼反安禄山的主要就是杨国忠，他与安禄山矛盾深刻，并且多次在皇帝面前进言，预言安禄山将反，可是皇帝对此不愿置信。而为了证明自己，杨国忠对安禄山在长安的私邸进行了突击搜查，逮捕了安禄山的很多亲信并且加以杀害，这件事直接激怒了安禄山，使得安史之乱提前爆发。这原本不在安禄山的短期计划之内，但是杨国忠的这一行为迫使他提前发动了战争。
所以说安史之乱的本质是什么？追根溯源，仍然是均田制的瓦解，经济基础的变化。但是这其中一系列的行政失误，比方说改革不彻底，比方说唐玄宗对所谓平衡术的运用，以及对安禄山的失察，综合作用下来，才酿成了最后的安史之乱。所以说安史之乱的爆发是一个积重难返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