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人间天堂，有美丽的西湖；更因为有南宋在此建都，杭州成为一个繁华的城市，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杭州的建造城墙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有史料记载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虽然有南宋在此定都，但杭州城的面积相对其他的都城来说比较小，也正因为如此，杭州的城墙在清朝末年因为修铁路就开始拆除，现在只能看到十大古城门的遗址和古城门遗址的石碑，这令人感到非常遗憾。
为了让人了解杭州城墙的历史，杭州市政府在庆春门的遗址上以清朝城墙为原型，建成杭州古城墙陈列馆，城墙全长66米、宽5.4米、高6.65米，两端为残墙，城墙中间建有城门，杭州古城墙陈列馆就在整个城墙的中空部分。
庆春门的前世今生
庆春门不是杭州最早的城门，但绝对是最特殊的城门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在庆春门的原址上复原了清朝的城墙，建成了古城墙陈列馆，还在于他多次改名，多次易址，直到明朝才确定庆春门的名字，到了清朝更是被认为是污秽之门，是清朝唯一一个由汉人把守的城门。
杭州这个名字是在隋朝的时候才有的，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灭陈，废钱唐郡，并桐庐、新城入钱唐县，割吴郡盐官（今海宁）、吴兴郡余杭，及富阳、於潜共５县置杭州，杭州之名始此。而庆春门有史书记载的城门建造就始于隋朝，隋朝在盐桥西面建了一座城门，命名为盐桥门，盐桥在现在庆春路和中河北路交叉口附近，目前叫庆余亭拱桥，是盐桥损坏以后修建的桥。
唐朝之前，杭州算不上重镇，名气比不上余杭，甚至比不上钱塘县，而杭州真正受到重视是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诞生了一个军阀割据政权：吴越国，建立吴越国的正是临安人钱镠。由于钱镠对外并没有称帝，因此杭州不能称为首都，算是割据政权的都城吧，这个级别就比一般的城市要高了，因此钱镠要拓展杭州城，原来的盐桥门在战乱时期已经损坏，于是钱镠将城门往东移，约在今直大方伯附近建一土城，称之为“北土门”，可见虽然受到了重视，但依然无法跟当时的汴梁、洛阳相比。
南宋时期，赵构逃到杭州后，将杭州作为南宋的临时首都，既然已经成为都城，那么城墙的规格也要升级，必须要保障皇帝的安全，于是在今直大方伯的背面修建了城门，取名为东青门，又因为在菜市桥西，也被老百姓成为“菜市门”，这个时候的庆春门的规格已经升级，再也不是当年的土城门了。
南宋灭亡以后，元朝防备南人，明令禁止修建城墙，杭州的城墙由于战火等原因基本都遭到破坏，处于半坍塌状态，而到了元朝末年，张士诚占据了杭州，为了防备的需要，废除了一些城门，又修建了一些城门，特别是对于东边的城墙，张士诚又进行了东扩，东城墙靠近贴沙河，在现如今的环城东路庆春路口修建新的城门，由于新门靠近太平桥，因此新城们本称为太平门，太平门改为庆春门，那是明朝的事情了，由此可见，庆春门历尽磨难，多次变迁，从隋朝的盐桥门变成五代时期的北土门，又变成南宋的东青门，元末时期的太平门，最后变成明朝庆春门，可以说明朝的庆春门早已不是隋唐时期的盐桥门了。
太平门改为庆春门的原因
关于庆春门，有民谣是“太平门外粪担儿”，可见老百姓还是喜欢叫庆春门为太平门，明朝建立以后，庆春门的城门上的牌匾是庆春门，那么为什么太平门会变成庆春门呢？这里还是颇有争议的，从目前的史料来看，太平门改名的原因目前主要有两个：
其一，在现如今的古庆春门遗址上立有石碑，石碑上的《古庆春门碑记》云：“明初，朱元璋部将常遇春由此入城，故名庆春。”
其二，在明清时期庆春门外东郊一带有“迎春”习俗，所以官方以“庆春”命名城门。
那么这两个哪一个更可信呢？接下来就一一分析。
首先来说一下碑文上的记载，庆春门是因为常遇春从这里入城，取义是庆祝常遇春进入杭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明史 常遇春列传》记载：攻杭州，失利，召还应天。从达拔赵普胜之水寨，从守池州，大破汉兵于九华山下，语具《达传》。也就是说常遇春在攻下衢州之后，攻打杭州，但是由于杭州城池太坚固，所以没有攻下，被召回应天府也就是南京，跟随徐达去守卫池州。既然杭州不是常遇春攻克的，那么常遇春由此入城而改名庆春门也就无从谈起了，更何况，以朱元璋的性格，是不会允许这样的部将存在，也不允许这样的命名存在的。
攻下杭州的是另外一名大将李文忠，他是朱元璋的外甥，《明史 李文忠列传》记载：明年秋，大军伐吴，令攻杭州以牵制之。文忠帅亮祖等克桐庐、新城、富阳，遂攻余杭。守将谢五，再兴弟也，谕之降，许以不死。五与再兴子五人出降。诸将请僇之，文忠不可。遂趋杭州，守将潘元明亦降，整军入。可见，李文忠是从边缘包围的杭州，最后是守将投降，杭州这才被占领，余杭在杭州的西部，太平门又在贴沙河边，因此，李文忠也不大可能从太平门进入，如果是从余杭过来的杭州的话，从武林门进入的可能性非常大，李文忠进入杭州以后，整饬军纪，下令：擅入民居者死，军队里有个伙夫去菜农那里借了口锅，违反了李文忠的命令，李文忠二话不说就把这个伙夫杀了，杭州全城老百姓这才相信爱护老百姓的军队来了，也因此赢得了杭州老百姓的人心。
而第二个说法，迎春相对比较合理的，根据清朝范祖述编写的《杭俗遗风》开篇时序类记载：“立春前一日，杭府暨总捕、理事、水利三厅，仁和、钱塘二县。着朝服，坐宪轿，全副执事，亲往庆春门外迎请勾芒之神。”在此之前要进行占卜，测算今年“勾芒之神”的姓名、年龄、相貌特征，然后毁掉旧像，重塑新像，然后举行隆重的仪式．经固定路线重新迎往吴山的庙宇。神像“经过门口，家家设祀爆竹之声不绝”，出现“香烟缭绕，直透云霄”的盛景。神像后面跟着的喜庆的秧歌表演，秧歌过后，有活牛、纸牛各一头。纸牛坐了四人担的彩棚，而活牛也是这次活动的主要项目，由扮作牧童的人进行鞭打，也就是所谓的“鞭春”，无论是迎“勾芒之神”，还是“鞭春”，都是官方在祈求今年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鞭春过后，就是一年农事的开始。
虽然这是清朝的事情，但清朝都是采用的明朝的仪式，在明朝建立之初，在太平门附近进行迎春活动，改名庆春门也就非常的合理，同时也可以抹去张士诚的痕迹，不过民间老百姓还是喜欢太平门，因为天下太平就不会有战乱，而官方为了维护统治，更希望粮食丰收，因此官方定的名字为庆春门，而老百姓则更喜欢叫太平门。
庆春门的东郊迎春，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民国建立以后，随着帝制的废除，这项迎春活动也就停止了，但是在江浙很多地方农村，还保留着鞭春的习俗。
庆春门在清朝变成了污秽之门
清朝沿袭明朝宋朝的迎春习俗，在庆春门外举行，非常的隆重，但是清朝贵族却不愿意把守庆春门，清军占领杭州以后，对人间天堂杭州非常的重视，因此杭州城内把守的士兵八旗都有，从顺治年间起，杭州的十座城门，九座城门的钥匙由八旗掌管，汉人的巡抚都不能染指，唯独庆春门，由汉兵把守，原因就是那句民谣“太平门外粪担儿”，在清朝贵族看来，这属于“污秽之门”，因此没有人愿意把守，这才给了汉人士兵。
大名鼎鼎的年羹尧，清汉军镶黄旗人，因平定青海、西宁叛乱，治理青、甘地区有功,功进一等公。后因功高震主加上娇纵不法，遭雍正皇帝猜忌，相传年羹尧曾被贬至杭州管庆春门，可见清朝贵族包括皇帝是多么的嫌弃庆春门。
清朝贵族认为这里是污秽之门，但是老百姓却不这么认为，俗话说的好“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在贵族眼中的污秽，变成了老百姓眼中的宝贝，因此会有菜农挑着粪桶从庆春门进入杭州城收粪便，然后给菜地施肥，当然这个也不能随便收，城里有粪行，称“金汁行”。收粪的人各有“领地”，谁破了规矩，可就把事情闹大了，南宋时期就有记载因为收粪而闹到官府的例子。。
《梦粱录》卷十三《诸色杂货》云“杭城户口繁夥，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由出粪人倒去，谓之‘倾脚头’，各有顾主，不敢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官）府大（诉）讼，胜而后已。”由此可见，这粪担在老百姓眼里有多金贵，清朝也是如此。
菜农收粪这个事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没有了金汁行，菜农也大多数是收固定的几家，而对这些来收粪的菜农，门是不关的，菜农可以进入家中自取，出于感谢，菜农会在每年冬至给这些人家送大白菜。
建国以后，老百姓家里逐渐都有了厕所，也就没有了粪桶这一说，随着城市的开发，这一习惯就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如今庆春门附近已经是高楼林立，人们也只能通过民谣和博物馆来了解这段历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