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是历史大家。他通过独特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因此对中国历史界影响深远。而黄仁宇先生的代表著作《万历十五年》则是他运用大历史观，分析历史的代表著作。在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写道，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治，至明代而极，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万历十五年的大明王朝看似国泰民安，四海升平。可事实上大明王朝已然病入膏肓，之所以没有显现也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这个年代，皇帝贪图享乐，朝廷与人民的矛盾尖锐。文臣武将贪图小利，徇私舞弊。思想家们极端进步或绝对保守，不利于社会发展。而这些原因所造成的最后结果，都把明王朝推向毁灭的边缘。
在黄仁宇先生看来，万历15年是大明王朝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励精图治的万历皇帝对朝廷失望，开始了30年不上朝的阶段。与此同时，也是在这一年大清官海瑞悲愤地离开人世。
万历皇帝的演变离不开他的老师张居正。张居正是儒家知识分子典型代表，在张居正担任帝师时向万历皇帝灌输儒家传统思想，希望他成为一个像尧舜一样的明君、以德治国。被道德所束缚的万历皇帝，十分不喜欢这一套儒家说辞。
并且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发现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帝师，原来是一个贪图美色、贪污受贿之徒。这使得万历皇帝对人生充满迷茫，他无法相信一个如此肮脏的人，是如何说出那么高尚的话语。悲愤的万历皇帝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并逼迫张居正儿子自杀谢罪。
清官海瑞是大明王朝的道德模范。早在嘉靖皇帝之时，海瑞就已因直言进谏而闻名于大明王朝。海瑞是从四书五经里走出来的文官张嘴孔子，闭嘴孟子。他不但是大明王朝的官吏，还是孔孟思想的信徒。
而在他为官生涯中，孔孟思想似乎比大明律更加重要，以德治国要比依法治国来的心安理得，但凡判案时他所遵从的指导思想一定是儒家传统道德。但凡判案中有可疑之处宁说弟弟错，不说哥哥错。宁说侄子错，不说叔伯错。宁说有钱人错，不说穷人错。在儒家道德与大明法律冲突时，无论谁对谁错都是以道德第一，法律第二来判案。
以德治国不是大明儒官首创，在《尚书》中不仅有尧舜禹以德治国的相关案例，还有夏商周三代以德治国而使国祚延续数百年的先例。所以以德治国是儒家官吏所求至上目标，梁启超曾撰写文章赞扬儒家德治正确性。他宣称德治运用感化为手段，使人知荣辱、懂感激可以通过改造人心灵的方式，使君王治国平天下。儒家的德治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是愚化人民的阶级产物。站在历史的高起点看，传统儒学倡导的以德治国具有许多不足。
首先以德治国存在先天不足。春秋战国时时孔子倡导恢复周礼，庄子评价孔子之所为，犹如陆地行舟。孔子倡导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一个美好的幻想。人的本性与弱点是自私的若要靠道德约束改变不了人的劣根性也不可能改变，然而制度却可以改变这个问题。
以德治国寄托于以人治国，儒学的道学家们把以德治国的希望寄托于明君身上，企图借助封建皇权之力量，教化百姓以德治民。以德治国从根本上还是维护传统封建等级与特权社会，所倡导的道德维护完全不平等。
儒家一面倡导以德治国，一面运用三纲五常约束人的正确欲望，压抑人的天性阻碍人性发展。不仅如此，儒学道学家们一面满口仁义道德，一面尽做偷鸡摸狗之事，使社会充满虚伪与伪善风气。
综上所述，万历15年的明朝，虽然看起来宛如太平盛世，四海升平。但已经出现了统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