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读国际政治专业是怎样一种体验？ 陈云 任军锋 这篇文章前前后后码了一个半月，总计约一万六千字。写作的初衷有二：一是给自己在复旦一年生涯作个交代；二是为即将或有意同路的后行者们提供些参考借鉴。。
阿马蒂亚森在()学的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湾，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当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因为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亚·森的代表著作：〈技术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1960）〈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Collective Choice and Social Welfare，1970）〈论经济不公平〉（On Economic Inequality，1973）〈就业、技术与发展〉（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1975）〈贫穷和饥荒〉（Poverty and Famines，1981）〈选择、福利和量度〉（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1982）〈资源、价值和发展〉（Resources Value and Development，1984）
阿玛蒂亚？？森的良知（3） 我个人极力赞成森的结论，并且认定大饥荒和中国当时的政治集权体制有关。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与中国三年饥饿相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集权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什么，或者是回避什么。需要补充的是，尽管阿玛蒂亚森扩展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