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间谍这一职业都是长久存在且受到极大关注的。据《说文解字》载：
“间，隙也，从门从月，会意示形。”
“谍，军中反间也。谓佯为敌国之人，入其军中。伺候间隙，以反报其主人。”
由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尤其是军事上的作战和政治上的较量等都需要及时准确获取敌对方的情报，以做到从容应对。
然而在古代的各种限制因素下，要想获取这些情报，必须要依靠相关人员的活动的开展。一些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反对下属私论或有谋逆行为，也会采取派遣秘密人员进行监视的方式。能不能正确使用间谋和识别敌对方所使用的用间术成为斗争胜利的关键之一。
南宋间谍活动的领域
南宋间谍活动的领域主要有两个：
其一，活动于南宋的军事斗争领域；
其二，活动于南宋的政治领域。
首先来看南宋间谍活动在军事斗争中的运用。
在军事战争中，侦察情报和分析情报对战争全局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古代的即有条件下，侦察活动主要是通过战场形势的需要，战前派遣相关人员即间谋去敌对方或通过当地土人为乡间等方式获取情报。
但是，搜集的资料往往又比较直观，这就需要将领能够灵活运用各种间术，根据所获材料来准确部署军事行动。南宋政府和将领面对不同的敌对方，在实际的军事活动中，也加大了对这方面的重视。
绍兴四年岳飞收复襄阳等郡后，伪齐刘豫向金乞援，金太宗完颜蔑派元帅左监军完颜宗弼率军五万，与伪齐联合南下攻宋。宋军不断败退，士气低落，宋高宗急忙派遣工部侍郎魏良臣等与金议和。
与此同时，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军奉命前往扬州防止金军渡江南下。韩世忠为了提升士气，以魏良臣为死间，在大仪镇设伏，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
这场战争在后来被誉为“中兴第一”，成为韩世忠一生的辉煌代表，而其胜利的关键则在于韩世忠高明的用间术。
韩世忠虽主张抗战，但当时金军与伪齐联军气势油洒，宋军士气低落，因此急需一场胜仗来提升士气。恰好此时魏良臣、王绘等来到韩世忠营，并说出其此次出行的目的。韩世忠虽然生气，但随即心生一计。
鉴于对魏良臣数次向金泄露情报的了解，韩世忠布置一番后，让魏良臣将自己要率领大军出江的假消息带给金营。韩世忠通过魏良臣将假情报传递到敌方，使敌将中其计谋。通过充分的准备，预先设下埋伏，从而取得大仪镇之战的胜利。
此次战役虽没有后来所宣传的那样战果辉煌，但其在鼓舞当时宋军士气和对金军的精神打击方面都是巨大的。不能过分去追究其杀敌多少，而忽略此战对整个局势的深层影响。
再来看间谍在政治方面的活动。
权相政治是南宋政治史上的一大特色，但权相并不如君主稳当，很多因素都会导致他们随时身败名裂。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这些权相釆取了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地位。这样，皇帝和宰相之间的矛盾在权力的影响下进行了各种明的、暗的争斗。信息的获取则成为双方幵展斗争的焦点之一，用间之术也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凸显。
一些宋史学者认为秦桧是金朝派往南宋的间谋，并对其南下缘由进行了种种考证，并得出不同结论。不过对秦桧自身采用间术来巩固权力却论述的较少。
秦桧南下后，因为在与金议和方面与宋高宗臭味相投，从而逐渐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也因议和使其名声极差，可能随时会因为大臣或民众的反对而倒台。
因此，他在京城布满了为自己打听消息的“察事卒”，甚至能了解到一户普通家庭的衣食住行。一旦有议论自己的就会派人去抓捕。
私下里又和宫中的医师王继先勾结在一起，一位医官王继先颇为受宠，因此秦桧也是通过各种手段来拉拢他。
作为皇帝身边的重要属员王继先与皇帝接触最为频繁，秦桧主要想通过此人了解高宗动息，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
利用王继先等作为安插在高宗周围的内间，时刻汇报高宗动息以早作打算。宋高宗则是在处处被监控的情况下无形中被秦桧等人玩弄于鼓掌。
“察事卒”，本是保卫宫城的皇城司的属员，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却被秦桧用来巩固其自身权力。臣民稍有对秦桧不满就会被捕，之后命运可想而知。
秦桧赞成皇帝的和议想法被提拔为宰相，但他也知道这样做会引起别人的非议。于是动用权法来打压与自己相背的人，提拔恭维自己的人。这就让各种趋炎附势之徒为谋取权位而通过向其汇报有异议者来迎合秦桧。
可见，秦桧极力以高明的用间术来威吓他人，巩固自己的权力。不过，秦桧对自己的掌权还算清醒，清楚地知道高宗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对高宗的监视也是维护其权位的重要保证。
此外，秦桧对那些反对自己的大臣也极不信任，即使罢免了他们的官职，还派人进行监控。如张浚被罢免且被永州安置后，又将张宗元的好友张柄拍到了潭州地区，让自己的手下汪召锡监视、打压他。足见，秦桧为了巩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
南宋对间谍的管理
南宋的间谍机构被称作皇城司，早在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皇城司就已有记载 “改武德司为皇城司”。北宋时期的皇城司的主要职责是对出入宫城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检查，以保障皇城安全。
然而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强化，这一机构的功能也被不断的扩大。其逐渐沦为南宋皇帝的御用侦察机构，成为诸如明代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机构的先祖，即封建皇权强化的工具。南宋时期保留了这一机构的设置并加强对其管理。
绍兴元年二月，“改行宫禁卫所为行宫皇城司”。其继续沿承北宋时期的职能。通过皇城司属员“察事卒”、“逻卒”等巡逻以了解群下动态，意图达到防民之口和伺察方面的特殊功能，进而在政治上营造了一种恐怖氛围。
此外，皇城司还负责监察经济情况。
宋孝宗曾以皇城司亲事官来监察左藏封椿库这一国家财库，同时又怕久任会导致官员的勾结、贿赂而失察，所以半年更换一次。直到南宋后期，皇城司仍负责伺察工作，只是由于政治腐败而衰落。正如宋理宗时的
董槐曾上奏论述皇城司的三个罪行：
其一，畏惧高官而放任其作威作福；
其二，不检查士族，因此士卒横行京城；
其三，皇城司不自检。他认为当时皇城司已成为一大弊政。
可见，皇城司在整个南宋王朝的特殊地位。由于皇城司一方面担任宫城防卫，另一方面是作为皇帝耳目而被派发，由于其地位特殊，掌管官员大多由皇帝挑选出来的亲信或亲族。
此外，皇城司长官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职务，这些被任命的掌管者多是兼任并非专任皇城司长官，进而也反映了这一职务的特殊性和隐秘性。
皇城司的人员安排较多，分工也较为详细，主要是为了配合这个特殊职务应有的办事效率。
这一方面反映了皇城司管理的专业化和体系化；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城司的诸多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且关系到皇城安全，不得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同时针对与女真关系紧张的特殊形势，在对待出使金朝的使臣方面，皇城司也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南宋间谍理论的发展路程
南宋时期的“外乱内江”的紧张环境，并没有使当时的士大夫丧失对赵宋王朝统治的信心，他们一如既往的关注国事。针对当时边疆和内部屡有动乱，当朝大臣虽未亲赴战场杀敌，但也能根据平生所学、所闻、所见提出种种治国良言，其中不乏关于精选间谋以获取敌方情报的建议。
南宋初年，经过初期的极度动荡后，直至宋金议和，局势相对稳定。高宗君相极力维护和议而不敢多言军事，故朝臣的谏言多被弃而不用。
孝宗虽欲有所为，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受“祖宗家法”的影响，对官员多有限制，如上文所提及的副都督的设置。因此，他的雄心和深居宫廷而不知实况的现实形成反差，对用间有所重视而又不能尽用或用偏用错。在北伐失败后，其也将重心转向内部治理和甘于安逸。
可见，南宋初年的用间言论在高宗、孝宗时因局势所逼而部分付出实践，但并非全面采纳。
孝宗时期，有一位士人的用间思想和实践较具代表性，即爱国词人辛弃疾。
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历经坎坷回到南宋，一生雄心壮志希望恢复旧疆，却不得志郁郁而终。
在乾道元年和乾道六年先后上书《美序十论》、《九议》中充分体现了其丰富的军事思想，他希望在作战前必须要先了解敌我形势，以自身优势攻敌方劣势。尤其是他还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于具体的实际行动中。
他希望通过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的主张的实用性，只可惜当时的君相并非其所期望的明君贤相。
南宋中期，虽与金议和后战事较少，但在礼仪方面的争论和内部由于税务繁重而阶级矛盾尖锐时有动乱，使得内外局势时有动荡。
宋光宗即位较短，所以军事谏言多不能尽用。因此，中期朝臣对间谋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宋宁宗时。
当时权相韩侂胄掌权，其一直希望通过发动对金朝的战争，收复失去的疆土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针对当时的韩僱胄蓄谋已久的北伐，很多朝臣就提出要通过“精间课”等方式获取敌方信息的建言。这些建议多涉及到使用间谋在边防一代刺探敌方动静，再做具体策划。
虽然并没有尽为韩偶胄所用，不过韩倘胄发动北伐战争之前也确实做了一些情报搜集工作，只不过由于其强烈的个人主观欲望和自身能力的不足导致北伐最终失败。
南宋后期，内部矛盾由于外部局势的紧张而较为缓和，但此时面对的敌人是较女真族更为强大的蒙古铁骑，无所作为的南宋后期诸君只能凭借着天险和蒙古政权内乱等苟延残喘多年。
当然，在这一时期一些朝臣仍没有忽视对间谍活动的开展和对外部形势的掌握。
这一时期的宋理宗是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统治初期主要是史弥远掌权而无所作为，亲政初期采取一些较好政策试图改变局势，但是后期注重个人享受而使丁大全、贾似道等奸臣相继掌权，因此这一时期南宋政治极为黑暗。
当时朝政的腐败和军事将领将关注点多集中在对朝廷内部动息的关注上，对那些将高明用间术用于内而对外部敌对方情报搜集工作的幵展大为失当的官员进行了抨击。
这也是南宋后期军事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很多将领都是通过对朝廷要员的举动进行监视，釆取相关活动而巩固了地位，却忽略了前线局势的紧张。
结语
作为隐形武器的间谍的使用，并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但往往能够为各项活动的开展提供诸多有利的条件。有人认为南宋时的各种科技水平、交通运输等表现不如今日，很多东西不值得我们去学习。但是他们能在已有的限定性条件下将各种间术和防间术发挥的淋漓尽致，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