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集，即约定时间聚集，原来指各种聚会活动。唐代新科进士的“期集”，指赴固定地点“期集所”举办宴席等联谊活动。《新唐书》卷四四载：“举人既及第，缀行通名，诣主司第谢……乃赴期集。”《唐摭言》卷三有详尽记载：
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院内供帐宴馔，甲于辇毂。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其馀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乐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小科头一人，常诘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
……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只东双西。”其日醵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蓦抽三五个，便出此钱铺底，一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王定保撰《唐摭言校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6—47、50 页）
上文于期集院下注云：“团司先于主司宅侧税一大第，与新人期集。”（同上书，46 页）这是新科进士等自发的、个人集资的联谊活动，且已经成为惯例。团司，是民间承办这类活动的组织。“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同上书，46 页），团司规模之大，可知活动内容之多样和持续时间之长久。
宋代承继唐人科举社会风俗。《宋史》卷一五五载：“缀行期集，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书之，谓之《小录》。醵钱为游宴之资，谓之‘酺’，皆团司主之。”北宋前期的期集活动，自发性和个人集资都与唐人相同，惟编纂登科《小录》渐渐成为期集所最为重要的活动内容之一，便于同年以后在仕途上的相互联络和照应。进入期集所，又称“入局”，后文还将涉及。
北宋中期以来，期集所活动规模越来越庞大，与唐代相比，从参与人数、期集地点、出资方式、活动内容上都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宋代进士科录取人数越来越多，期集所逐渐无法容纳所有新科进士，只得挑选部分同年入局。
唐代进士科一届录取人数，少则七八名，大致维持在二三十名之间，因此，所有的同年都可以参加期集所的宴饮等活动，“一大第”足以容纳。北宋太祖年间，每届录取进士人数都在二十名以内，惟开宝八年（975）录取三十馀名，其规模和参与方式与唐代相同。太宗登基，太平兴国二年（977）第一次开考，进士科便录取了一百零九人。而后进士科录取人数逐渐增多。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以后，每科进士录取人数大致在四百至六百之间。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北宋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人数最多，“得沈晦已下八百五人”（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七之三七，中华书局，1997，4374 页）。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以后，每科录取人数大致也在四百至六百之间。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赐进士王会龙以下九百八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宋史》卷四一），是南宋进士录取最多的一科。
新科进士人数如此庞大，既没有地点可以容纳所有同年，也无法筹集这样大量的活动资金，于是，参与方式就发生变化，只有部分新科进士被挑选入局，挑选者是新科进士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负责挑选和分派任务，所谓“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分职有差”（《宋史》卷一五六）。如此一来，后续问题就产生了：挑选哪些人入局？挑选多少人入局？“入局”是新科进士同年结交、以求将来仕途照应的大好时机，每位新科进士都会争取入局机会，这就给挑选者带来极大的纷扰和困扰。宝庆二年探花李昴英，中第后有五封家书，其中多次提及此事。第三封信云：“同年诸友相见，求入局者甚众，应酬无暇。”第四封信云：“同年之求入局者，多挟朝贵，或托相知，颇为所挠，只得随轻重区处。”（《全宋文》卷七九四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49—50 页）
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关于入局人数等事项，还可以参见嘉定七年（1214）五月监察御史黄序的奏章：
进士唱名之三日，期集于别试所，有旨赐之餐钱。进士前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而分职。由纠弹、牒表而下数，在绍兴才四十人，淳熙至八十人，绍兴乃过百人，开禧逾二百人。前岁虽少损，犹百八十九人。夫进士通榜，不过四五百人，职其间者几半。期集所非有大利，而头钻竞趋，何哉？意为异日请托之地，下省小录口腹之须。比年胪唱甫彻，请嘱交驰，于是略其当差，滥其不当差者。今廷对有日，乞下此章于进士期集所。合差职事，当先甲科省试上十名、太学上舍生、诸州路类试首选，及名望之士，酌绍兴、淳熙之数而取衷焉。亦涵养士风之一端也。（《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二三）
关键在于“异日请托之地”，以至于“请嘱交驰”。宝庆二年，近千人争夺不到二百名的“入局”职事，自然叫李昴英“应酬无暇”。状元和榜眼有更多的挑选权，骚扰也就越多。
其次，与人数增加相关的，是期集所地点和出资方式的改变。
入局人数众多，租赁一所大宅已经无法容纳，官方开始为他们提供期集处所，因此也为新科进士节省了期集开支。北宋时期，期集所地点固定为汴京兴国寺。如天禧三年（1019），新科进士“方期集于兴国寺”（彭□辑撰《续墨客挥犀》卷八，中华书局，2002，502 页）；又，“张唐卿景祐元年（1034）进士第一人及第，期集于兴国寺”（沈括撰《梦溪笔谈》卷二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193 页）；又，治平二年（1065）诏：“进士二十四日于兴国寺东经藏院、诸科于相国寺东经藏院期集。”（《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〇）数条资料印证，北宋期集所已经有了固定地点。兴国寺乃朝廷修建，规模庞大，凡五百六十二区（周宝珠著《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533 页）。太平兴国二年（977）正月，“以新龙兴寺为太平兴国寺”（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中华书局，2004，396 页）。后太祖、太宗、神宗御容皆供奉于此，朝廷又在兴国寺建译经院，等待太宗召见的日本国使者也“馆于太平兴国寺”（《宋史》卷四九一）。足见兴国寺的建设规模之庞大和功能的多样性。南渡以后，期集所设在礼部贡院别试所。《宋史》卷一五六载：“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后置局于礼部贡院。”朝廷提供更加宽敞的期集场所，便于更多新科进士入局。
期集的出资方式也由个人筹集变为朝廷资助为主。宋神宗熙宁六年，“赐新及第进士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进士、诸科，旧以甲次高下率钱期集，贫者或称贷于人。至是，始赐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三）。熙宁九年“加赐二百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并诏贡院：“新赐进士、诸科期集钱，如的确合用不足，仰本院公用钱相贴支用。”（《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之一一）南宋承袭此规则，建炎二年（1128）“赐新及第进士钱千七百缗，为期集费，自是以为故事”（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65 页）。《燕翼诒谋录》卷五总结说：
尉氏县的兴国寺塔
国初，进士期集，以甲次高下率钱刊《小录》、事游燕。或富而名次卑，所出无几，或贫而名次高，至于假丐。熙宁六年三月庚申，诏赐进士及第钱三千缗，诸科七百缗，为期集费。一时歆艳，以为盛事。次举熙宁九年三月戊寅，练亨甫奏罢期集钱，止赐钱造《小录》，及第五百千，诸科二百千，而游燕之费复率钱为之。至元祐三年三月甲戌，诏复增进士钱百万、酒五百壶为期集费。相仍至今，定为千七百缗。而局中凡所率钱，皆以小录为名，而同年得与燕集者无几。又为职事者，日叨饮食，所得《小录》、题名，纸札装潢皆精致，不费一金。其不与职事者，出钱而所得绝不佳，不沾杯勺，无乃太不均乎！（王栐撰《燕翼诒谋录》卷五，中华书局，1997，49 页）
再次，期集所的活动内容也有了相当的改变。《钱塘遗事》对“期集”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状元一出，都人争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状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别试所为之，谓之三状元，局中谓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职事，一一由状元点差。牒请、纠弹、笺表、小录、掌仪客、司计、掌器、掌酒果、监门，多者至五六十员，少者亦不下四十员。视事官送牒例皆二十。初第人多喜入局，得陪侍三状元，与诸同年款密，他日仕途相遇，便为倾盖。常例：五日一会，食否则日中，有酒杯，点心、果子二色。局中职事官虽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食罢，出入无妨。三状元常宿于局中，不可出宿于外。
月馀而罢局。凡预局中执职事，官员纳小录、题名钱，非职事官须纳钱五千，而后得小录、题名一本。状元入局之初，依全赐钱一千七百贯；及诸公纳到助小录钱，亦一千三百贯有奇。三状元入局五日，职事官入局，局中以职事官名申台部，十日后正谢。（刘一清撰《钱塘遗事》卷一○“置状元局”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32—233 页）
只有部分同年进入期集所，同年“供帐宴馔”联欢目的就无法实现，期集所工作改以编纂新科进士题名小录为主要内容。局中虽然有“五日一会，食否则日中，有酒杯，点心、果子二色”，然而，“职事官虽多入局，而食者常半之”。这仅仅是入局者日常聚会饮食，而非同年联欢宴会，故参与者不甚积极。同年联欢之闻喜宴，则另有安排。《四库全书》保存了《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宋宝祐四年登科录》两种。以《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为例，其提要云：“宋时廷试放榜唱名后，谒先圣、先师，赴闻喜宴，列叙名氏、乡贯、三代之类，具书之，谓之《同年小录》。”（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五七，中华书局，1995，519 页）具体而言，《小录》载录，科举诏、权知贡举以下所有官员、与科举相关的所有日程安排、新科进士名录等内容。从入局人员工作分配方面来看，主管《题名小录》者人数最多。
此外，除了京城期集所活动之外，还有两项与科举相关的期集。第一，北宋前期下第考生也有期集，后被禁止。天圣元年（1023）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云：“下第举人……或私相期集，构合词讼。欲今后……更不得期集，连名进状。”（《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四）第二，南宋时，发解试也效仿新科进士，举办期集活动。周必大《跋戊午岁吉州举人期集小录》云：“选士于里，登名天府，为之首者，期集同举之人，礼也。庐陵号士乡，故此礼尤盛，而今岁特盛焉。”（《全宋文》卷五一三三，433 页）
期集，由个人自发到官方主办，已经成为宋代科举社会最为重要的活动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