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史学著作中，在谈到贞观之治的时候，往往的是孤立的论述唐太宗的政绩，而贬低唐高祖对于贞观之治的奠定作用，忽视了太多政绩的渊源。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历史的进程。
事实证明，唐高祖在执政的八年多的时间里建树颇多，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首先，有计划的统一全国。只有做到了全国统一，才会促进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只有统一才能消除割据分裂，有利于社会安定。唐高祖建唐称帝后，并不满足于仅仅在长安立足，而是迅速开始有计划有步骤的统一全国。这与隋末其他政权是大为不同的。唐高祖的统一全国，消除了分裂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推动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其次，恢复发展各种制度，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使各阶层的人都明确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以便其生产生活有所依据。唐高祖完善租庸调法，恢复均田制度，加强了社会秩序；推动“开元通宝”的流行，在我国货币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颁布《武德律》推动了《唐律》的形成，武德律令发挥了重，严峻的法律向宽简的法律转折的作用；确立了唐代的官制；恢复发展科举制度；恢复发展府兵制度；重视文化教育，兴办学校尊崇儒学，抑制佛教的泛滥，重视史书的修撰。这些措施有利于缓和君民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达到巩固发展唐朝政权的目的。
再者，唐高祖率统一战争过程中，极其重视罗致人才。在唐初的大臣中，有隋朝的官吏，农民军的将领，失意的知识分子等等，凡是有利于政权建设的，高祖都不放过。这就为“贞观之治”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力量，高度还建立适当的官制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和谐。
最后，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他们从历史中总结统一王朝的治乱兴衰，注意分析分裂地区政权的兴亡，善于总结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高祖又重视纳谏。从而实行轻徭薄赋，增加社会劳动力的政策，形成宽松的社会氛围，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者积极性的提高。从而适应了历史前进的要求，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唐高祖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到贞观年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唐朝初期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稳定，与唐高祖的政绩密切相关。在唐高祖统治前期，高祖为统一全国恢复与发展生产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他又从各方面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把高祖视为“贞观之治”的奠基人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