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年明神宗曾经得过一场大病，当时皇太子的婚礼刚刚完成。首辅沈一贯等人被召进仁德门，进入皇帝的寝宫，在座的除了明神宗，还有皇太后、皇太子和各位皇子。
大概明神宗以为自己的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良心发现，对过往一些不恰当的做法加以改进，他对沈一贯说：“请先生到近前来，我的病一天比一天重。算起来，我在皇位上的时间已经很久，没有什么遗憾之处。我的好儿子、好儿媳都托付给先生，希望先生好好辅助。”
人之将死，许多纠结的东西都放得下了。明神宗又下令停止矿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沈一贯感动得大哭，皇太后、皇太子和皇子们也跟着大哭，场面十分感人。
当天夜里，明神宗的正式谕旨交到了沈一贯的手里。哪想到，第二天明神宗的病情明显好转，立刻反悔，派出一大群太监跑去找沈一贯，连打带抢，强行从他手中把谕旨拿了回去。
明神宗在许多问题上与大臣们意见不同，他开始消极怠工，借口自己身体不好，不再上朝，也不召见大臣。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明神宗深居内宫，群臣的奏章全不理会.
福王朱常洵的奏章却是例外，能够顺利地传到皇帝的手中，皇帝的回复也快得出奇。所以，大家有事都愿意走福王这一条捷径。
基本上，除了福王朱常洵，别的儿子，包括皇太子的事情，明神宗能拖就拖，一律消极对待。比如五儿子、瑞王朱常浩已经二十五岁了，依然没有结婚。大臣们上疏催促，明神宗不理会，反而让朝廷准备婚礼所需要的银钱。一共索要了十八万两银子，全部藏在宫中。
六儿子、惠王朱常润和朱常瀛都年过二十，还没有举行婚礼。他们结婚需要的钱财全部向户部索要。明神宗的种种做法，都缺少一个帝王的格局。
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之后，朝野的担忧并没有消除，因为福王朱常洵一直留在北京，迟迟不肯前往自己的藩国，这也是“妖书案”兴起的重要原因。
诸王当中，福王朱常洵的年纪最大，按道理他应该第一个前往藩国，而且他的封地在洛阳，并不是一个遥远、偏僻的地方。
明神宗下令在洛阳给朱常洵建造王府，规模宏大，远远超过一位亲王应享的规格，一共花费银子二十八万两。后来给福王办婚事，也花了三十万两。
王府建好了，福王朱常洵却留在北京，不肯前去上任。大学士叶向高替神宗皇帝拟好了圣旨递上去，明神宗却一拖再拖，就是不肯发下去。如此混过去几年，到了万历四十一年，明神宗突然有旨意，福王的庄田必须达到四万顷，而且必须全都是良田，福王才会去藩国。
这个数目巨大而且无理，引起群臣的不满。叶向高向明神宗进言：“四万顷田数目太大，难以筹足，而且没有先例。类似的例子只有世宗皇帝时的景王。当时，景王迟迟不去自己的藩国，让裕王惶恐不安。这样的先例，不要仿效。”
叶向高所说的裕王，是明世宗的三儿子，即后来的明穆宗，也就是明神宗的父亲。当时皇太子病死，明世宗想让裕王做皇太子，但没有明确宣布，所以，景王留在北京一天，裕王就一天不会安心。
明神宗说：“如今皇太子已经确立，没什么猜疑的必要。”
叶向高说：“当年，裕王的皇太子身份虽然还没有确定，讲读一直不曾中断，裕王与世宗皇帝之间情意相通。如今，皇太子的讲读已经停了八年，皇太子也很久没见过圣上。相反，福王却有机会一天两次见到圣上。不但皇太子心怀疑惧，朝野上下也很疑惑。只有让福王赶快到自己的藩国，别再拿田地的问题做文章，天下的疑惑自然消除。”
一番话，让明神宗很难堪，弱弱地反驳说，他根本没有一天两见福王。
许多大臣反对四万顷良田的指令，福王自己也不好意思，请求减半。问题在于，就算减掉一半，在洛阳一带也很难筹齐两万顷良田，官员们费了好大的劲，用山东、湖广等地的良田补充进来。
本文参阅：《万历野获编》、《明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