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独特，之所以优秀，除了拥有浓厚的传统礼仪文化底蕴外，同时也注重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服饰文化精华。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历史上，有两次引起人们关注的服饰改革，而这两次改革都是发生在中国官服上面。一次是发生在战国时期著名的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另一次是隋唐时期引入胡装 “圆领袍”。
第一次官服的改革：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胡服是指胡人所穿的服装，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服装的统称。在战国以前，汉族地区的汉人穿着胡装是比较少见的现象，自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服饰风格开始形成以来，中原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仿效中原地区的服饰风格的现象时有出现，而中原地区的汉人大规模地公开改穿少数民族服装的事例则记载的不是很多。
01赵武灵王为什么要改革“胡服骑射”？
战国时期的赵国公开引入胡服，不仅是中国古代服装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服装社会发展史上的一次逆礼仪行动：引入与保守，拥护与反对，观点针锋相对。而这次服饰变革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就是战国时期的赵国国君赵武灵王赵雍。
赵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靠北，与北方的东胡、楼烦等少数民族统治地区接壤，因此常常会遭受胡骑的骚扰。此外，春秋以来各诸侯群起争夺霸主，致使彼此间战事频繁，烽烟不断。为了争取战场上的主动，赵武灵王毅然决定仿效胡人、组建战斗力强大而灵活机动的骑兵部队。同时宣布，为顺应战争需要，引入吸收胡服，用比较简单利落的短衣窄袖、长裤革靴的胡装形式，从而达到提高战斗力的目的。
服装的改革，在现在看来似乎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然而在2000多年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萌芽时期废弃祖先传续下来的服制，改穿北方胡人的衣裳，肯定会被国人视为一件违背礼制而又大逆不道的事情，倡导者与反对者之间必然会产生激烈的争论。当赵武灵王提出改易胡服时，朝中只有极少数大臣表示支持，而绝大多数朝臣“皆不欲”。
反对者中，以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为主要代表。他坚决反对这次服饰改革，面对赵王派来传谕的使者王绁，摆出了一系列不宜改革的理由。赵武灵王亲自登门，耐心说服：“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他又将赵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不利处境，以及易服对国家生存的意义等，终于使公子成消除了陈规疑虑，第二天便穿着所赐胡服上了朝。
02赵武灵王对传统衣装进行了哪些改革？
较之以往的传统衣装，引入胡服内容的骑装最为明显的地方是废弃了裙式的下裳而改穿比较合身、便于活动的裤装，上衣也减短了许多。这一改革不仅适合于骑兵，亦适用于步兵的行军作战需要，并很快在其他地区普及开来，使本国军队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提升。
本次易服也增加了足衣的品种，由原来足穴浅、笨拙而不跟脚的履，改为便捷又适合骑马行动的筒式皮靴。虽然靴的形式在原始社会晚期的一些北方地区曾经出现过，但在战国之前的中原地区却鲜有被使用的记录。
赵武灵王在本次服装改革中，还效仿胡服，为自己的首服上新增加了一些特别的标志性装饰，即在冠上增施了金当和貂尾装饰。自赵武灵王引入珰、蝉和貂尾三种饰物以后，珰、蝉和貂尾不但成为中国帝王、百官首服的重要装饰，被广泛用于历代帝王的装饰上，还为中国历代封建国家秩序的管理、官员间的等级划分做出了贡献。
03赵武灵王改革胡服的意义有哪些？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虽然主要是为了改变战场上士兵作战不利情况的目标所实行的，改革对象也主要针对的是军队服装，但是，由此所影响和触动的层面则不仅仅是军服，而是包括了国家传统、政治礼仪等方方面面。本次行动，对后世服饰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赵武灵王的本次服装改革，改变了中国自商周时期形成的服饰内容主要以注重礼仪而轻视实用的传统观念，首次从实际需要的角度进行服装变革，达到了服饰的实用性超过礼仪性的结果。
第二方面，本次服饰改革引入了裤子，并与合身短衣结合，形成了新的服饰组合模式，这是对中国服装组合形式的创新。改革中引入的珰牌、蝉饰和貂尾三种首服装饰的内容，使中国古代服饰的形式得以丰富的同时，也为古代官服添附了诸项美好的寓意，充实了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含义。
第三方面，这次服装改革实践，也使赵国军队的兵种有了新的扩展，中原地区增添了机动性更加灵活的骑兵部队，战斗力获得了明显提升，最终使得赵国的国家政权得以巩固。这次改革还成为中国古代服饰历史的改革标志，为后世各朝的服饰改革树立了成功的榜样。
第二次官服的改革：隋唐时期的“圆领袍”
中国古代传统礼仪服装除首服外，其他主要还包括宽博的上衣、下裳、袍衫、大带、履鞋等内容组合。其中，上衣、袍衫等绝大多数衣类服装结构都采用的是交领右衽模式，而在隋唐时期的官服中又广泛出现了另外一种圆领式结构的官服“圆领袍”。
01隋唐时期为什么要改革传统服装？
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在他所著的 《梦溪笔谈》一书中对这种胡装有比较具体的叙述：“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豄靴， 有蹀躞带，皆胡服也。”
虽然沈括所言“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的说法不一定完全客观，但“窄袖，绯、绿，短衣，长豄靴，有蹀躞带”的风格组合确是标准的胡服风范。其实，沈括对胡服风格特点的概括描述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没有提到，这就是圆领袍服装的圆领款式。
相比中国传统的交领式衣装，圆领式衣装具有保暖性更好、便于活动的实用功能，这些特点主要是与北方地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俗、所处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圆领袍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自西北地区迅速东传，成为北方地区又一个不同风格的重要服饰品种。
02“圆领袍”是怎么传入中国的？
多年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圆领袍的故乡很可能源自于西亚地区。通过对历史的考证，学者发现只有大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波斯控制的西亚地区的文化雕像中被发现有这种圆领袍的服饰形象出现。
公元前4世纪中叶，西徐亚人的王国开始衰落，西徐亚人遂与民族大迁徙中的各民族渐相融合，“西徐亚人”也成了一种泛称，但他们的服饰风格却被延续了下来。在曾经被西徐亚人统治过的叙利亚的历史遗迹中仍然保存有西徐亚人的影响痕迹，特别是服饰内容。
现在叙利亚萨利希耶堡的壁画中，还保留着波斯帝国灭亡之后，于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帕尔米拉帝国崇拜的内容。其中，壁画人物所穿的服装就是圆领袍，据此可以判断，原本属于西伯利亚人的圆领袍已经成为了叙利亚人的主要服装之一。
帕尔米拉帝国建立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64 年，而这一时期正是丝绸之路的活跃期，居于东西商路通道上的帕尔米拉，是中国长安和罗马之间重要的贸易中转站，自然也会将它比较实用、优秀的服饰文化要素传向丝绸之路东端的中国。
我国已发现的较早的这种圆领袍形象出现的时间大约是在东晋早期，地点在新疆的楼兰。在一座楼兰古墓壁画中就清楚地画有两名穿着不同颜色圆领窄袖合身袍的男子画像。该壁画人物穿着的圆领袍在外观上做工考究，精细合体，从圆领形制、身长尺寸、腰带装束等总体风格方面与帕尔米拉古迹中反映的圆领袍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
03圆领胡服改革的意义有哪些？
圆领袍作为一种带有明显异域风尚的服装在隋唐时期被有效引入中国古代官服体系之中后，有效地改善了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结构内容，并在各种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它在建立健全封建国家的服饰礼仪、典章制度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对后世各代官服体系的完善发展，以及方便民众生活等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服饰形式所无法替代的，主要体现如下：
第一：圆领袍成为中国古代官服的重要标志之一。圆领袍的出现是赵武灵王服饰改革后，历史上最大规模、最典型的胡汉服饰融合现象，它的加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古代服装比较单一的结构形象，是中国服饰文化多元性的典型标识。
第二：实用意义。本次服饰改革的内容除圆领袍外，还有革带、高腰靴等的引入。这种组合，较我们传统的交领、宽衣博袖、大带、履鞋的组合，具有保暖、简单、便捷、经济、实用诸优点，所以，很快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不论在以往的考古发掘，还是在传世的绘画作品中都有大量身穿各色圆领袍的人物形象，比例甚至超过了传统的交领服，这就充分表明了圆领袍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了社会服饰的主流，实用特征凸显。
第三：丰富了中国官服的种类，扩展了官服的外延形式。圆领袍的引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官服的发展，改变了以往不论国家的什么活动都只能够在交领服形式下进行简单变化区分的模式。至明代，以圆领袍为基础的朝廷礼服达到了三种，有与展翅幞头搭配的公服，有与乌纱帽搭配的常服，还有能够高度体现特别身份的赐服等等，圆领袍的使用范围占到了明代全部礼服的一半，它们与传统的右衽式礼服共同构成了明代帝国的官员礼服体系，为封建国家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述：
赵武灵王时期的胡服与隋唐时期的圆领袍两次异域服饰引入与改革事例，分别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过程也不尽相同，一次过程短暂急迫，一次历史跨度稍显缓慢，但两次不同时期的服饰引进与融合，在不同程度上都起到了解决国家形势急需、改变中国服饰单元为主承传模式的效用。另外，这两次服饰的引入还在很 大程度上拓宽了中国古代服饰的形式外延与内涵空间，两次通过服饰内容引入形成的服饰改革，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成熟发展添加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且历史影响重大。
根据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研究印证，中国古代圆领袍被用做官服的较早时间记载是在隋代。至唐高祖时期，文献中有了皇帝与官员常服圆领袍明确的等级使用记载。而文献中将这种圆领的胡服直接具体地描述为 “圆领”的记录则是在宋代。以后，圆领袍一直被辽、金、元、明等朝代的各类官服连续使用。
本文参考：《中国古代服饰》、《中国官服发展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