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匈奴是秦始皇的一大举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很少，而且欠准确，留下了多处疑点。
一是秦始皇北伐匈奴的时间问题。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
“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但是，司马迁又在一系列的列传中称蒙恬北伐匈奴“十余年”，而据《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和《李斯列传》，可以肯定蒙恬死于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如果真是始皇三十二年北伐匈奴，那么离蒙恬死时还只有六年时间，何来“十余年”呢？
北伐匈奴的统帅是蒙恬。太史公对北伐记载最详的也是《史记?蒙恬列传》：
“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于是渡河，据阳山，透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
这里虽未明确点出蒙恬北击匈奴的时间，但有两处透露了事在始皇二十六年的消息：
其一“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还戎狄，收河南。”从行文看，可以理解为始皇二十六年秦并天下后顺势北伐的。联系到这一点是，《史记》记载这年秦分天下为36郡时，已指明当时秦的疆域是“地东至海置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其中西北境正是《史记?裴酒列传》所指之处。这说明始皇兼灭六国，接着打败匈奴，才有上述的广阔领域。另外，蒙恬北伐后，取匈奴故地而设置九原郡，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36郡那时也有此郡，这也说明蒙恬北伐匈奴后，该地区已正式成为秦的政区。如果真的是始皇三十二年才北伐，怎么可能在一那年，就会包有六年后蒙恬收取的地城呢？
其二“暴师子外十余年，居上郡”，这明白指出蒙恬北击匈奴达“十余年”之久。又据《史记?李斯列传》载，沙丘寡变时，赵高、李斯篡改始皇遗诏称，
“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耗。”
《史记?匈奴列传》也谓秦击匈奴“十余年而蒙恬死”。汉人主父偃同样指出秦北伐匈奴“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史记,主父偃列传》)。如此等等，可以确认《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北伐匈奴十余年的说法无疑。蒙恬既然死于始皇三十七年，那么上溯到始皇二十六年，恰好十一年，正是“十有余年”的起码年限。由此可知，北伐匈奴应该在始皇二十六年，所谓始皇三十二年北伐匈奴之说有误。
二是北伐匈奴的规模问题。
关于秦始皇北伐匈奴的规模，史书上说法不一：
有10万之众说，如《史记?匈奴列传》：
“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
《水经注》卷三记载：
“秦使蒙恬将十万人北击胡。”
有30万之众说，如《史记?蒙恬列传》、《秦始皇本纪》等。
有50万之众说，如《淮南子?人间训》云：
“秦皇挑录图，见其传日：‘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
有数十万之众说，如《汉书?匈奴传》：
“秦灭六国，而皇帝使蒙恬将数十万之众北击胡。”
根据现有资料，结合汉代事例，秦始皇北伐匈奴的规模似在30万之众。
《史记?蒙恬列传》载，北伐匈奴的统帅蒙恬在遭二世迫害时自称：“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史记?公孙弘列传》均如是说。另外，班固在写《汉书?匈奴传》时，武帝以前的部分几乎全文照抄《史记?匈奴列传》，却独改“十万之众”为“数十万之众”，可见，他早已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上这个记载的差错。还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西汉初年，刘邦攻打匈奴时，“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而汉武帝用聂翁壹诈降计，也是“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可知秦汉之际，匈奴强大，十万步卒难以却敌，秦得以30万之规模击胡，而刘邦、刘彻也依例出兵30万对待，这大约不是一种规模上的巧合，而是战争形势的需要。
三是秦始皇北伐匈奴的动机问题。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什么要兴师劳众，大规模北伐匈奴呢？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是这样交待的：
“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秦始皇巡游北部边地，从上郡回到都城咸阳，恰好有个方土卢生也回到了京城。原来，卢生被始皇派去入海求仙，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但入海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回来不好交待，于是，又用鬼神之类的话继续哄骗，他向始皇奏上了一本鬼神迷信的书，书中有句“亡秦者胡也”的话。秦始皇正迷惑于鬼神之说，一听秦帝国会要毁于胡人之手，便立即派蒙恬率军北伐匈奴。
司马迁的交待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秦始皇是见图书上有“亡秦者胡也”的话而决定北伐的；第二，北伐匈奴系一时之念，带有偶然住。
秦始皇北伐匈奴的动机果真是这样的吗？
所谓“亡秦者胡也”，汉代人郑玄以为：“胡”是指胡亥，秦二世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灭秦的是胡亥”，即“秦亡于二世”。显然，这是汉代人才看到的现实，而在秦始皇时人们是不可能提出“亡秦者胡也”的国号的。只有汉代村方士为了提高自身的声望，或者在民间散布“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或者在鬼神迷信的图书中编造出这样的话来。司马迁也许是听了民间的传言，也许是看到了这样的图书，因此才有如前述的交待，而不会是秦始皇时的事实。
以为秦始皇意念一动就决定北伐匈奴，也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匈奴问题由来已久。自战国以来，匈奴逐渐强大南侵，对中原地区构成巨大威胁。秦、赵、燕三国各筑长城。赵国在长平被秦战败，死士卒数十万人，国势危急，但不敢调动守北边的李敕军。李牧与匈奴战，精选军士，得骑士一万三千人，勇士五万人，射士十万人，约计李牧全军当在二十万人以上。秦、燕两国守边军比赵可能少些，各有十余万人，合计秦、赵、燕大约五十万人的大军防御边境，匈奴对汉族的压力可想而知。
据《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燕王喜二十七年(公元前228年)，秦将军樊于期逃燕，燕太傅鞠武建议将樊于期送往匈奴，既免秦借口攻打燕，又可以连结匈奴以图秦国，说明秦统一之前，匈奴已成为秦的威胁。秦始皇既已削平六国，接着乘势北伐，以防匈奴对中原的进一步侵扰，这绝不是偶然的。
此外，北伐匈奴也与秦都咸阳所在位置有密切关系，秦建都咸阳，离北边匈奴所居河南之地不远，一旦有战事，不出数日，咸阳就直接受其威胁。始皇欲解除其后顾之忧，必须将北边的匈奴击退，不然始终不能安枕。由此看来，秦北伐匈奴的原因是明显的。秦始皇雄才大略，很难想象他会因卢生的一派胡言而兴师30万北伐。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北伐匈奴与“亡秦者胡也”扯到一起呢?
那是司马迁别有用意。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可以看出，司马迁虽然对秦始皇的“少恩而虎狼心”流露出不满，但对其统一战争的胜利进军是以赞许的口气记述的，誉之为“世异变,成功大”，对秦统一后的一些重大举措如行郡县等，也曾予以肯定，然而，总的来看，他对统一后秦始皇的作为有相当一部分是采取否定、保留态度的。《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始皇二十七年后的记载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巡游以及随从们阿谀求宠的大量刻辞；二是焚书、坑杀学士”；三是官室坟墓之举；四是事鬼神迷信之事。这些，固然如实地反映了统一大功告成后秦始皇的主要事迹，但也流露出司马迁对秦的暴政的刻意贬斥。
同样，其贬意也深寓于对北伐匈奴的记述中。他写道：
“吾适北边，自直道肉，行观蒙恬所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虽直斥蒙恬“固轻百姓力”，但其中包含着他对秦始皇的指责。司马迁一反常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之末居然整篇抄录了贾谊的《过秦论》，并推崇曰：“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秦始皇的批判。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统一之际，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但“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员，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后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这是贾谊对秦始皇的批评。而司马迁对蒙恬筑长城、修直道的批评是：
“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疗，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蒙恬不去“强谏”始皇，却阿始皇之意而兴功，蒙恬兄弟固当遭诛，但他们的罪过难道不该归咎于秦始皇吗？贾谊论秦始皇，司马迁评蒙恬，其时其事，其实一样！司马迁借“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隐喻秦始皇“先诈力而后仁义”，又利用批评蒙恬“阿意兴功”的机会，暗斥秦始皇不顾统一战争之后急待休养生息的需要，而一味兴师拓边的举动。
他在描述北伐匈奴时，有意渲染了秦始皇事鬼神迷信的荒诞活动，竟然借汉代方士“亡秦者胡也”的编造，把北伐事与录图之书扯到一块，实在是寓贬意于荒诞中，用意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