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不自由的时代。
满族人以一个部落的力量在东北兴起。在满族人内部，传统部落军事民主制度逐渐被努尔哈赤的独裁代替；在八旗设立以后,每一个旗的旗民都是旗主的奴隶，而所有的八旗都是努尔哈赤和他子孙的奴隶；汉军和包衣，都是奴隶之下的奴隶；汉人和百姓，甚至还不够资格做奴隶。
中国从秦始皇以后，政府和内廷，基本上是平行的内外两个单位。政府官员并不是皇帝的私人奴仆。
汉唐朝廷都坐而论道，大臣们都有座位；宋朝以后，宰相必须站着回话；明朝十分专制，朝廷之上动辄以廷杖惩罚官员——但是，大臣还是坐着和皇帝对话的。
只有在清朝廷上，举朝匍匐跪拜，人人口称“奴才”——这是一个皇权最凌辱官员的时代，更不要说凌辱一般的百姓了。
三百年来，在这种统治气氛之下，一般百姓，甚至士大夫，其自尊心都已经被斫丧殆尽。
清兵入关以后，八旗的作战能力有很大的改变。在关外时，他们是部落兵的编制，王子们是将帅，所有的部落男丁都是战士，旗营的战斗力相当强。入关以后，打了几次内外战争，旗营能征善战的战士们折损不少。
更重要的是，八旗男丁出生以后就有粮饷，一辈子由国家养着；在作战时，八旗的精锐先让汉兵冲锋陷阵，打得差不多的时候，旗营才出动。到了这个地步，旗营战士相当于贵族，平时养尊处优，打仗时也不是在前线冒险，长久以后旗营战斗力当然衰弱了。八旗子弟犹如富贵纨绔，训练也并不严格，两三代以后，到康熙晚年旗营的作战能力已经不足称道了。
清朝的建制军，号为绿营，大部分是继承明代的卫所体制，在各省各地设立提督、总兵等官制，分别率军戍守，有事出动，先从战事附近的提镇发兵，不足时才调动其他地方的绿营。
这些绿营将士身份上不如旗营，训练和装备也都不足，等于是二等部队。康熙以后的战争，绿营扮演的角色却越来越重要。到了乾嘉时代，几乎所有的重要战争都是由绿营出动。绿营平时既是二等部队，再加上清皇室对于汉人并不信任，所以这些绿营的名额常常不足。一旦有事，命将出师，带兵的军官不得不临时招募添补缺额，正所谓“驱市人为兵”，怎么会有强大的战斗力呢？
嘉庆、道光以后，绿营更不如以前。所以，平定川楚教案和太平天国，有不少乡勇担任战斗任务，立了战功，才将他们编入绿营的编制。
清代过了一半，实际上已经没有真正可以作战的部队了。湘军、淮军都是以乡勇为名招募的私人部队，国家根本指挥不动。整体说来，清代中国人口从差不多两亿逐渐增加到四亿多,而旗营和绿营的编制，总数不过百万余众。
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而只有这么一丁点的常备军，而且训练装备都很不足。等到清代晚期，内乱外患纷至沓来，那时的中国根本是一个没有国防的国家。
清廷延续明朝的科举制度，也接下明朝留下的传统。
科举制度以八股取士，只考“四书”，而且“四书”的解释以朱熹注为主体。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儒生的批判时政十分戒备。他们一方面罗致人才，以高官厚禄收买人心；另一方面又兴起文字狱，压制汉人的民族主义。
于是,一切检讨政治制度,或者对当时事务的议论，都不是皇室所愿见的。吕留良、金圣叹等案件，都是杀头的罪名。在压力之下，虽然还有些人不求仕进，仍旧致力于经世济时的讨论，但大多数的儒生都慢慢退缩到安全地带，有的从事于经学的研究，有的专心做八股文章。
到了清朝末期，国势日衰，才有常州学派兴起，重视经世之学。更后才有以“今文学派”的名义借古说今，例如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当然，清朝晚年的洋务和维新之学大兴，终于将中国带入近代的世界。
乾隆晚年，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时，因为和珅的阻挡，他们许久没有得到觐见皇帝的机会，后来又延长了他们在华停留的时间。这一个英国使团，包含了许多测量和调查人员，实际上是一个国情调查团。他们回去以后，向英国政府报告：这么庞大的清帝国，实际上组织非常松弛，几乎没有国防，军队的装备只配称为仪仗队，而不是作战队伍。
到鸦片战争时，当年随团来华的一个儿童，此时已经是英国国会的议员了。此人坚决主张英国应当对中国强硬，因为中国是没有国防的国家，而且中国的宫廷和官员，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完全懵懂无知。
到了清末，既有太平天国之乱，又有义和团运动，这两次老百姓的“起事”，都是在国家面临危亡之际。他们提出一些自己的理想，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改变中国的困局。
可是，无论是太平天国还是义和团，他们提出的诉求都不可能真正改变中国的困局。康有为提出的《大同书》，确实依据中国文化中的理想国，规划了一个大同之世，其内容和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相当雷同之处。可是，这一个思想的根源，还是从中国传统中引申出来的。
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着实努力进行的洋务运动，则是从器物上学习西方——这三人都没有提过，要从中国文化本身进行彻底的改造。不少人，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努力推动君主立宪的改革；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提倡现代的革命。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革命那一声枪声，断送了两千年的帝制，终于将中国带出了传统，带进了现代的世界。
相对于封闭而散漫的清帝国，欧洲的发展在17世纪以后，却是走了完全不同的方向，为欧洲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欧洲启蒙时代，许多学者开拓了现代科学的基础。同时，也有许多技工借用新知识，发明了工业生产工具——蒸汽机的发明就是最重要的例证之一。
历史上，总以为瓦特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其实与他同时，已经出现了好几种不同模式的蒸汽机，瓦特只是作了最好的改良。这些新的工业资源本身，既代表了无穷的财富，也代表了国家之间努力争夺的项目。
这个工业革命以后产生的掠夺力量，使欧洲的霸权处处横行。在欧洲列强争夺资源和市场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也非常激烈。战争的武器随着机器的发明，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破坏性和杀伤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国际联盟”的观念，以其作为世界各国的共同组织，希望一切国际间的矛盾和问题都可以在“国联”的架构下，经过国际公法的观念得到和平、合理的解决。欧洲为主体的近代世界，在17世纪以来的三百年间，有了非常迅速而巨大的改变。
相对于清朝统治下中国将近三百年的闭关和停滞，西方国家却创造了现代文明，中国就远远地落在后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