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下午，陕西师范大学杨瑾教授作客长沙博物馆湘城讲坛，进行了题为《胡人遥集，胡音成章——唐代的胡人形象概览》的讲座，为听众解读了唐代胡人形象及其对唐朝产生的影响。
从5月18日起，“粟特人在大唐”特展在长沙博物馆展出，至今已两个多月，竟有不少观众反映以前没听说过粟特人。但是说起“胡人”，大家倒是不陌生。在笔者的印象中，“胡”字除了作为姓氏外，本义指牛或兽脖子下的垂肉，后来引申为胡子、长寿等义，唐代后引申为任意地、随意地。也泛指中国古代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不少地方带着贬义，如“胡来”、“胡乱”、“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打胡乱说”等。相信不少人也知道“五胡乱华”的史实。而“胡椒”、“胡萝卜”等带“胡”字的一些吃的东西，却都是外来货，原本并非中国本土物产。
唐代的“胡”与“胡人”广义指来自西方的人或物，包括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波斯、天竺、大食、罗马等地。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娱，到庙堂沙场，胡人在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可以说是极其深远。我们通过唐代的诗歌、壁画、墓中随葬的陶俑、石刻、玉器、金银器等不同渠道，都可以看到胡人的痕迹，这恰好反映了大唐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包容时代。
当天下午的讲座，杨瑾以大量的图片和文献资料为佐证，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安金藏：一个与本次展览密切相关的胡人及其家族故事
粟特原本是今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地区，安金藏是粟特人安菩的儿子，安菩在唐代初年随父母迁居来到大唐，后来立了军功，被封为镇远将军。
据史书记载，安金藏是拯救大唐命运的英雄，与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同姓但站位不同，且忠孝两全。武则天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怀疑儿子忤逆，安金藏为了保皇嗣而剖腹，最终使武则天不再追究儿子。安金藏的父母亲去世后，他躬造石坟石塔，合葬父母于洛阳。
据杨瑾介绍，安菩夫妇墓出土了110多件人物俑或动物俑，安菩墓陪葬的胡人文武俑高鼻深目，健壮骁勇，陪葬品有天王俑（佛教）和胡人面镇墓兽，高一米左右，马、驼体型高大，制作精良，黄、白、绿、棕、黑等多种釉色交融，色泽鲜艳，造型生动逼真，装饰繁复华丽，是洛阳唐三彩的代表与标杆。
胡人俑有的露发，有的袒胸，这是与中国古代的“服饰观”和“身体观”截然不同的胡俗。尖顶胡帽也与中原人戴头巾的意趣不同。胡人俑身上披帛，而佛教、袄教等宗教语境下的升腾功能，与西方的“带翼”动物与人物可以比较，精致的装饰高帽与胡服成为固定搭配。风帽来自鲜卑族，这是草原地区的明显特征。
驼囊上的器具、动物、面具等均为远途旅行的象征，具有强烈的庇佑色彩。胡马作为欧亚草原的象征，与武治天下的统治理念构成唐代胡汉盛世的重要文化意象。
考古专家根据安菩夫妇墓及安金藏墓发掘出土的文物分析，判断安菩家族信仰袄教，其家族在安金藏这一代并未完全汉化，仍保留有原来粟特人的一些印记。
二、粟特人：唐代胡人群体的缩影
胡人一般住在唐朝境外西北部，体貌特征都是深目高鼻、威猛健硕型。天竺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回鹘人等统称胡人。从历史资料看，胡人在大唐从事的职业包括：官员、使者、质子、仆从、商贾、僧侣、牵夫、车夫、伎乐、工匠、译语、猎师、马球手等，文献记载与唐墓随葬品大致相当。在出土的石雕、壁画、绘画、俑、图像（金、银、玉）等文物中都有反映。
粟特人在古籍中叫“昭武九姓”（康、安、史、石、何、米、曹、火寻、戊地）或“九姓胡”，除了安氏墓外，还发现了康业墓、史君墓、何文哲墓、米继芬墓等。粟特人的特征是善乐舞、射猎、经商等，信仰袄教（犬、火）。
根据《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今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居民主要务农，兼营畜牧业。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唐诗中有很多描写粟特人的诗句。刘禹锡的《与歌者米嘉荣》写道“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白居易的《胡旋女》“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寄胡饼与杨万州》“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法曲》“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李贺的《龙夜吟》“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李白的《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三、唐代胡人：历史时空中不朽的影像
这部分主要介绍了唐墓出土的胡人俑（包括载乐骆驼俑、彩绘湖人骑马俑）、唐墓壁画中胡人形象、金银器、玉器及唐墓石刻纹饰中的胡人形象。
2000多年前，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旅，开辟了丝绸之路，大唐玄奘、明朝陈诚曾出使西域，粟特人多姿的身影成为唐三彩骆驼载乐俑的主角。
四、非典型地区：湖南唐墓发现的胡人形象
据杨瑾介绍，湖南的隋唐五代墓已发现的有500多座，主要集中于长沙、岳阳等地，但由于级别规格和被盗等原因，随葬品数量有限。根据现有材料，目前发现胡人俑的唐墓主要有长沙黄土岭初唐墓葬、长沙赤岗冲唐墓、长沙咸家湖唐墓、长沙烂泥冲唐墓及岳阳桃花山初唐墓葬等。以上墓葬出土胡人俑，大多数为岳州窑、少数为长沙窑烧制的瓷俑和陶俑，主要有胡人牵夫俑、武士俑、孩童俑等，在尺寸、造型、时间、地域、釉色、装饰手法、服饰和设计理念上具有不同于长安、洛阳等地的明显地域特点。
这些胡人俑男女老幼都有，职业有武士、仆从、牵夫、伎乐、商贾等，十几厘米到二十几厘米不等，仅胡人武士俑稍大，达五十厘米。岳州窑塑造的胡人俑不见身份高贵的文官武将，多为地位低下的打工仔、雇佣兵或是商队里的胡客，且制作较为粗糙，不像长安、洛阳陶俑那样刻画细致、造型逼真，没有胡人喜怒哀乐的明显容貌，而是筋骨分明。北方胡俑雕塑风格追求神韵，湖湘地区出土的胡俑大多略显简单，很少具有自己的彩绘技法。
杨瑾还介绍了与湖南有关的粟特胡人。根据洛阳出土的安思节墓志判断，安思节祖辈是长沙人，安度也是长沙人；介绍了《太平广记》、《柳毅传》等文献所载与湖南有关的胡人形象。分析史书很少记载湖湘地区湖人信息的原因，一是出土的文物少，二是唐代墓志碑铭也很少。
五、结语：胡音犹存，中华一脉
唐代继承了自张骞凿空西域以后丝绸之路所勾连的中外文化交流网络，这是世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推动力，也是广义上胡人涉远而来的路与道。经过魏晋南北朝的胡汉冲突迎来隋唐的大一统，胡汉交融成为主流，胡人成为唐代社会的参与者、建设者以及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者。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分为两个时期。前期胡汉融合共创盛世，之后胡汉分离皆进入衰落期。
唐代墓葬揭示的是这样的发展脉络：地域上，胡人形成以长安为中心、沿着交通线路向全国各地传播的流动轨迹；文化上，胡人汉化成为趋势，产生了胡汉交融的独特文化风貌；宗教上，佛教、袄教、摩尼教、景教沿着交通线路传播至东南亚国家，形成世界历史上最独特的宗教宽容时期（以武宗灭佛为界）；思想上，产生了伴随中国历史始终的“华夷之辩”观念（胡、西、洋）。
安菩墓作为一个整体，是那个时代胡汉交融的具体体现。与其说安菩是粟特人身份，不如说他是唐代人眼中的一个胡人及其家族，又是“形夷而华心”的胡人个体。安菩夫妇墓之所以能够建成，是因为其子安金藏的“耿忠”，在武则天残酷的高压控制下，安金藏以不被汉人接受的“剖腹”这种极度损害身体的方式来表达对汉（或带有胡人血统）族皇嗣主人的忠心，完成他们的赎救，也改变了武则天的思想观念，以唐王朝而言，他改变了唐王朝的发展道路。
与江西南昌、江苏扬州和南京，乃至四川、广东、广西等南方地区相比，无论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现，湖南有胡人的遗存相对较少，但就是这些较少的线索却包含重要价值，说明它在唐代社会经济体系中也曾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地下还有更多宝藏，会揭示更多关于胡人的历史信息，因为他们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杨瑾的讲座结合长沙博物馆的展览“粟特人在大唐”，资料详实，引证充分，图文并茂，生动细致，让听众对唐代胡人及胡人对大唐各方面的影响有了大致的了解。
特别链接：
杨瑾，武汉大学历史学世界历史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莱斯特大学荣誉客座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曾在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考古文物、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研究》，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代墓葬外来元素与中西文化交融研究》，出版《汉唐文物与中西文化交流》《唐代墓葬胡人形象研究》《三秦文物与胡风胡尚研究》《镇馆之宝》等专著4部，在《世界历史》《考古与文物》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寻访家文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