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英雄张逸民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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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底的一天，黑龙江省宾县县委传来消息说，要选派一批思想进步的优秀学生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深造。听到这个消息我异常高兴，积极向组织提出了去军政大学学习的要求。6月初，选调名单中果然有我。于是，
我和选中的同学一起奔赴位于北安市的东北民主联军军政大学。
【海战英雄张逸民】
刚到北安，那时军政大学尚未正式定名。学校领导告诉我们，我们是延安抗大第九期学员。7月1日学校开学，并正式命名为“东北军政大学”，同时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
东北军政大学的前身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可以说，那时候是我党从战略眼光考量，花费了巨大的本钱创立东北军政大学的。原延安抗大全校的教职员工全部迁移来到了东北，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老红军。
我们是东北军大第一期的学生，我被编为第九大队第一中队第一班。
开学后的一个月，我们第九大队又奉命调到齐齐哈尔市东大营的东北军政大学第一分校。
走进东北军大，我的心豁然开朗，像是进了家门一般，感到这里才有机会施展我的抱负。可以说整个在校期间我都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天天激情洋溢精力充沛，充满了在理想感召下的对为未来人生的期待。
学习期间，有三件事让我终生不忘，甚至说，为我将来的革命人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根基。
第一件事，是听了革命前辈、副校长何长工的讲话。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高级首长讲话。他的讲话极具特点和感染力：简明、形象、贴心、易懂。开学典礼上，他专门为学员讲述了延安抗大和抗大的校风，那就是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并深入做了阐述。我的理解，东北军政大学就是要用“实事求是”精神，塑造我们这些革命新兵。对我而言，这是个新词、新精神、新思想，我听进了，也听懂了。后来许多人问我，你在东北军政大学学到了什么？我都说，我就学到了党最精髓的一句话：“实事求是。”我觉得，不论做人还是做事都离不开这四个光辉大字。这四个大字后来成为贯穿我一生的人生坐标。
第二件事，就是中队指导员谆谆教诲对我人生的影响。
当年中秋节那天，学校晚饭有加餐，饭后又组织学生联欢。学校领导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学生的思家之情。我虽说不会想家，可毕竟这是在革命队伍里过的第一个中秋佳节。开饭时，同学间因一点小事吵了起来。有了吵架就表示内部有不团结的苗头。指导员很重视，他了解事情的经过与起因后，请我们中队三个年纪最小的学员到他办公室开座谈会。因为是过节，指导员特意让通讯员上街买来月饼，我们三个学员每人分得一包。
通讯员小声对我说，这是指导员用自己的残疾金为我们买的。
指导员叫冯宜山，这是位1936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因打仗受伤身体残疾从作战部队转到了军大工作。他是陕西人，他也是我参军后的第一任指导员。冯指导员为人很正直，对人很温和，说话也很客观，不发火也不训斥人。说白了，就因他可亲、可敬，学员们都愿意和他交心。
当我得知冯指导员是革命残疾军人，而他又用自己的残疾金为我们买来月饼后，一种巨大的敬意从心中升起。觉得他不只是前辈，更是我的榜样。见到他走进来，我便肃然起敬。“大家快坐，请你们来随便聊聊。”冯指导员一进门便满脸笑容地招呼我们，让我们感到分外亲切，言谈举止中尽是慈祥与爱护。
其实我们仨心里全明白，冯指导员虽说是开个座谈会随便聊聊，实际上是一次批评教育。冯指导员很讲究教育的方式方法，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大家伙房吵嘴的事，就把问题解决了。简直可以说，这思想工作做得润物无声、天衣无缝。他说了这样一段能让我一生不忘的话：“希望你们把革命大家庭看成是自己的家。还希望你们三位小同志，不要因年龄小而成为全队团结的对象。
年龄小，但革命志气不能小。
要立志革命一生，这一生都不能当团结的对象。要主动去团结别人。要立志成为党内、党外团结的模范。”这些话让我受用一生。我一生都致力于团结工作，
冯指导员的老红军形象，永远都在我心中闪光。
第三件事，军政大学紧张而又有条不紊的正规军事生活，为我今后能成为一名好排头兵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当时军政大学这般严肃紧张的军事生活，是我过去从未想到的。越是超出预料，教育也愈深刻，结果必然会非常显著。太多的紧急集合、紧急转移、紧急行军，让我们这帮学生兵应接不暇又洋相百出。其实，我这个人一贯很利索，行动也迅速，再加上小学、中学又是在日本人管理的学校里受过军事培训，但在军政大学第一次的全队紧急集合还是被搞得十分狼狈。
鞋子穿错了，背包带少了一根，军帽没有找到，光着头跑到中队集合场。
中队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我没做到，当然是自己的责任。从此我接受教训，坚持做到个人的行装摆放有序。这就是正规军人的特殊生活习惯。
军人举止行为是否利索与迅速，首先就是看对部队生活细节的要求是否规范。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规矩就是成为方圆的基础。其实部队作风的养成，说白了，就是天天坚持，时时坚持，处处坚持。我后来的许多成就，就是得益于东北军政大学期间给我从思想上立下的这些规矩和养成的习惯，我一生都怀念东北军政大学。
人生路上，许多时候都是没法按照个人的意愿发展的。就在我对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兴趣正浓之时，
突然来了一纸调令，调我到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去学习俄语。
因为是调令，所以既无商量余地，时间又是十分紧迫。于是我只好马上打好背包，拿上车票，当天就出发了。到了车站才晓得，我们这批人是军政大学从数千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准备重点培养的人。按理说这是组织为今后建国培养的专业人才，我该高兴才对嘛，因为去学习外语既没有了参军后生死的考验，又可以衣食无忧过上安稳日子。可我跟同来的同学并不一样，就是高兴不起来，甚至就是不想去。我真正想去的是野战部队，希望能成为在第一线杀敌的战士。但有调令，只有去报到这么一条路可走了。
外国语学校地处哈尔滨南岗区，刚到学校安顿下来便开始了上课。我被分配在第2区队，全队不到30人。大家熟悉后我才知道学员们来自三个地方：从东北军政大学选调过来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一，地方招入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一，延安送来的干部子弟、烈士遗孤也占了三分之一。
入学半个月后，对学校及管理系统、学生今后去向都有了基本的了解。因此我的想法也随之出来了。这所外国语专科学校，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附属单位，由刘亚楼参谋长直接领导。
校长就是刘亚楼将军，副校长叫王季愚，教导主任赵旬（女），政治部主任赵向。
那些高干子弟、烈士遗孤是专门来此学习俄文的，而且他们学习的目的很清晰，那就是为下一步学成后进入苏联各大学做准备的。而我们这些子弟，将来的去向也是明确的，那就是学成后去当翻译。一听说当翻译，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真是很失望。当个人的理想与组织决定产生矛盾后，个人必须服从组织。我虽是一个新兵，却懂得这个基本的道理。但我也绝不放弃进野战部队的愿望。我要去野战部队，相信总会有机会的。
刚稳定下来，屁股还没坐热，外国语学校因敌军逼近松花江要撤离哈尔滨。新的目的地是中苏边界的佳木斯市。学校在一片忙乱之后出发了。到达火车站，我们乘上了两辆有盖的车皮。说有盖，实际已经破烂不堪，破洞很大，既不能关也不能开，半米宽的缝子，那风、那雪可自由进出飞舞。冻不用说，那风也真够劲了。从哈尔滨出发，走走停停经过一周才到达佳木斯市。我们这些东北本地人比较抗冻，那些延安来的高干子弟可是冻惨了，穿皮大衣还要披上棉被，一路没有歌声，没有欢笑，这撤退的滋味着实不好受呀。
【东北军政大学毕业证书】
新校址在佳木斯市内，即原来日本关东军驻佳木斯最高军事机关白菊中将的指挥大楼。这座大楼的左侧一百多米处，原是日本一支摩托化步兵团的驻地，有数百辆日本军车在日军撤离时被烧成灰烬，各种车辆遗骸横七竖八处处皆是。右侧是日本侵略军的家属区，许多洋房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但是，白菊的指挥大楼却保存得十分完好。据说，我们学校到来之前，这里是东北民主联军创办的汽车学校驻地。我们来了，汽车学校搬迁他处。
进驻此地后，大家齐声叫好，因为这儿竟然还有暖气。教室、宿舍都有暖气，那可真是一种享受啊！
我们从哈尔滨撤退到佳木斯来，居然能享受到暖气，我们该感谢前方那些浴血奋战的将士啊。如若不好好读书真是内心有愧！
转瞬间就到了1947年5月初，学校的俄文课程也进入到了攻坚阶段。5月是佳木斯春暖花开的季节，沉寂了一冬的万物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此刻又传来了新的信息，我军已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外国语学校将要重新搬回哈尔滨。这次搬迁跟上次不一样，一切都是有序地进行。
为了搬迁，我们的学习课程暂停了，大家都在为搬迁做准备。这时去野战部队的想法又跳跃在我的脑海中。利用搬迁的机会，我决定去做一次尝试和争取。我勇敢地走进学校政治部赵向主任的办公室，告诉他我想离开外国语学校到野战部队、到杀敌的最前线去。这次谈话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想，赵向主任竟告诉说，已经有几位同学表示希望去野战部队。
他很郑重地对我说：
“
学校尊重同学们的选择，只要提出去向，学校都愿意帮助联系接收单位的。
”
非常顺利、非常痛快，我要去野战部队的愿望没想到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