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道情的历史源流 道情，是由古代道士念经、演唱、诵咏道教中的情理而得名的。据《唐书·礼乐志》“调露二年（公元679年）高宗命乐工制道调，祀老子”以及芝庵的“道家唱情，释家唱性，儒家唱理，故曰唱道情，或曰道情，即道情调也，与法曲异名而同实”的说法便可得知，道情产生于唐代，最早是道教观内咏唱的“经韵”，文体为诗赞体。后来吸收了词调、曲牌，演变成为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也称“道歌”。唐代，皇权与道教关系密切，将道教作为国教。为了维护道教的地位，争取信徒，道士在道院大唱道经故事。为了招徕更多的听众，又采用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故事来演唱，逐渐将道院里的说唱传至民间。后经艺人们的创造、发展，形成了简单的、也是最早的道情清唱、说唱形式。道情就是这样随着道教的兴盛而兴起。宋代，以道教为正教，大力宣扬道教之说。真宗尊奉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并修筑了极为壮丽的昭应宫、会灵观。后来，徽宗迷道更甚于真宗，在全国各地广修道观，使道院与道士剧增。这就使当时流行于民间的道情得到了扩大和发展，主要表现在：在唐代使用琵琶、座鼓、钟、磬等伴奏乐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迄今为止道情仍然沿用的主要乐器—渔鼓和简板，促进了道情唱调。
清涧道情的基本特征 清涧道情，从可考资料看，其曲调产生于唐朝，道情戏始于明清时期。经过一千多年的演绎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以下一些基本特征：1、主体韵味的原始性：道情曲调由古代道士传经布道吟唱而形成，所以其主体风格是柔和婉约、平静典雅的一种超凡脱俗的气韵，体现了道家清静无为的出世思想。虽经历代传唱，这一主体风格始终保持不变。2、唱腔细节的随创性：由于传唱历史悠久，传承体系在民间，传唱群体松散无序，所以道情唱腔在传唱过程中，在一些细枝末节有着较为宽松的随创性。3、音乐元素的包容性：清涧道情在传承中，从演唱形式到演奏器具，以至演唱风味，不可避免地受到秦腔、晋剧及陕北民歌的影响和渗入，体现了非主体音乐元素的包容性。4、情感表达的多样性：清涧这一地域，山大沟深，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的生存状态艰辛，所以道情腔调里，既有一些悲情哀怨与无可奈何的愁愫，如《苦腔》、《泪板》等，如泣如诉，也有少许不满现实、与命运抗争的尖锐呐喊；同时还有表达喜庆欢快的旋律和节奏。5、表现形式的灵活性：道情演唱既可在盛大节庆场面上，文武场排开、一板一眼的规模演唱，也可众人席地而座，三弦一引，轮流演唱，如“闹窝铺”，还可以一个人在田间地头荒腔野。
清涧道情的发展概貌 五四运动以来，清涧道情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1919年5月至1942年5月，旧戏统治着道情舞台，革命的专业文艺工作者同民间道情艺人极少往来，暂称为旧道情时期；1942年5月至1990年，道情艺术经历了历史性变革，蓬勃发展，可称之新道情时期。1942年5月至1949年9月，为新道情开创阶段。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为群众服务，边区文艺事业开了新生面。1943～1944年之交，鲁艺秧歌队在米脂用道情曲调编演了反映减租斗争的秧歌剧《减租会》，很受群众喜爱，其中一段独唱被称之《翻身道情》（贺敬之词，刘炽曲）流传至今。鲁艺创演的大型秧歌剧《惯匪周子山》，剧中运用道情调8次，在延安演出后，广为传唱。不久，文艺界、理论界知名人士艾青、艾思奇和周扬等先后在讲话或文章中论及道情。在延安新秧歌运动推动下，农村群众性秧歌和道情活动方兴未艾。1944年春节，清涧18班秧歌于县城会演，乐堂堡秧歌队演出《做军鞋》等4个道情戏，受到嘉奖。10月，安波在《解放日报》著文，介绍子洲驼耳巷区的道情活动。1949年建国前夕，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代表团李波演唱的《翻身道情》、《兄妹开荒》和郭兰英演唱的《妇女自由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