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何失败，有一种叫有便宜不占白不占的生意 》叙述了一百多年前洋务运动创立的近代国企，提到了一种生意叫：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延伸到今天很多人对国企的各种批判，文章结尾留了个尾巴“国企问题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我个人有一个感悟，就是也许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商关系。
当一个市场的核心是由政治权力来构筑的时候，围绕着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漩涡，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你是国企也好、民营也好、哪怕你是个外企，只要你进到这个漩涡里你的经营水准和道德水准都会被这个漩涡推着有那么一点点败坏。
比方说晚清当时著名的外企世界著名的军火供应商克虏伯公司，你不能说人家德国人没有经营水准吧，没有管理制度吧，没有契约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国这片地儿挣钱您照样得给回扣。当时他跟什么江南制造总局做生意的时候大批银两的回扣。外企到了这儿它也得变坏。
晚清采购的克虏伯大炮
我们总对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会寄予一份期待，说权力的正当使用就会导致这种关系变得良性。前几年不经常有一句话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吗？但是这个台不那么好搭。
有没有好的政商关系？我倒是觉得可以存疑，至少从晚清这几十年的改革历程来看，只要他们二者勾结在一起几乎所有的政商关系全部是败坏的。
大概可以分成这么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企业混得不错，那结果呢？结果就是它的主管人把这个企业偷光。
举个例子，轮船招商局这是当时晚清的改革典范，意思是我们不搞国企了，我们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就是激活民营企业自发性的市场力量。政府只是作为一个主导、监督。你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设计，李鸿章当年对这个设计寄予多么大的期待啊，一帮广东商人什么唐廷枢、徐润这帮人上台。
那上台之后的结果呢？我们就拿这个徐润来说，徐润是一个世代为商的大家族的子弟，很年轻就到洋行里做买卖，所以说他是一个商业文明训练出来的人。那个什么契约精神这些事对他来说那就不叫事，世代为商嘛。
轮船招商局成立
可是他到招商局当家之后他干了什么事呢？一看这是国企，我干吗替它打工啊？每年的年薪照拿着，然后跟朋友、亲戚在外面又合办了一个轮船公司。那这家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这家轮船公司什么关系呢？那是很亲密的关系。比如说一个客户在招商局订了个船，徐润就会派人跟他说不要订他的，订我们这家的便宜。这是一种关系。
第二种关系，轮船公司工资谁发啊？招商局发啊。更过火的是什么？干脆这家公司接的货招商局给代运，但是结款的钱进这家公司。就是个偷嘛。徐润最大手笔的偷是什么呢？干脆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炒地皮。现在豪华的上海外滩当时还在建设期间，徐润的眼光非常好，说这个地方将来一定涨，就把招商局的钱挪出来在外滩买了3000亩的地，徐润一举成为上海当时最大的房地产商。但是他也是命不好，1883年的时候因为当时中法战争等等一系列情况导致了一次大的金融危机，所以整个上海的市面非常紧张，徐润的资金链就断了。这边招商局让他还钱，所以徐润当时就破产了。
那大家看到这儿会不会说徐润这个人道德品质有问题。还真不是，他活到了1911年，他在1883年破产之后的后半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企业家。他一旦脱离政治这个官营企业之后，他做了大量的矿产的勘探工作，是对中国近代矿业贡献最大最大的一个人，你不能不说他非常有商业的天赋、心怀天下。
这就是前文说的第一种情况：企业经营的比较好的情况。可是为什么他跟政治一靠近，他就变成一个贼呢？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企业经营不下去了那怎么办？那就赖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晚清的川汉铁路。最开始全国各处造铁路，四川人民一看那我们也造。当时的四川总督叫锡良，当然财政拨款很可怜只拿出23万两银子。
可是大家知道蜀道难，当时规划说这条川汉铁路要造成说至少是5000万到9000万两银子。官府只拨了23万两那怎么办呢？当时四川的商人说，我们汇集。筹来筹去筹了235万两，这还差着老远。
就有人出主意了，四川人的事四川人来办，我们找农民收啊。所以当时就发行了这种票据，农民在正税之外又另收了一笔建川汉铁路的钱。当然当时讲得好听啊，说这钱不白出，你出这个钱叫股票将来是要分红的，你搞一点风险投资。老百姓哪知道修铁路对他什么意义呢？认为就是苛捐杂税嘛，没办法就交吧，这家五两，那家十两，就这么凑出将近1200万两。
清朝川汉铁路股票.
但是这笔钱距离所谓的5000万两到9000万两的这个总预算那差得还大呢。那这帮商人们（民营企业家）一商量说，这钱修铁路赚钱太慢，这钱应该去生钱。当时就找了一个哥们儿，说你去上海把它存到洋行里钱生钱。
当然刚开始给这个商人还有很多约束，比如说一共给他350万两说你分着存，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每家最多存15万两。但是这哥们儿会这么办吗？到上海天高皇帝远，对吧？还听你那个，350万两一把给到了一个洋行，几乎全部存在一家。
那这家洋行一看这么一大笔钱来了，干吗？炒股票啊。当时上海的那个股票市场里面有一支爆红的股票，就是炒东南亚的橡胶。当然后来整个股票市场大家知道这种泡沫很快就破灭掉了，所以350万两几乎是血本无归。这个商人在中间当然也偷了很多钱了，最后被两江总督衙门也给控制住了。但不管怎么说好不容易筹了1200万两，结果350万两就不翼而飞了，没了。
那这个时候国家一看这也不是事，说你们这帮商人搞得一塌糊涂，那这样吧，收归国有。就是你们现在有多少钱国家把钱给你们就算了，主持这个事的人就是盛宣怀。
那盛宣怀想你这个亏了的钱你不能让国家负担吧，这350万两你们自个儿想办法我不管。这帮商人就不干了说这钱你也得付，你看这不就是赖吗。
所以后来有的历史学家，说川汉铁路的保路运动是清政府残酷镇压四川人民带来的结果，这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你真把这事一了解你会发现清政府真是冤大头，冤死了。他本来只想收拾这个烂摊子，但是这帮商人真是坏，他们找一个老翰林、老举人出来鼓动民情，什么要保卫四川人的路保卫我们四川人的血汗钱。
其实那钱都是他们商人亏掉的，结果一定要赖在国家身上，最后赖不掉才会导致四川的一场大乱，然后湖北的新军不就跑到四川去镇压吗？这就给武昌留下一个空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事就这么来的。
所以这件事情里面你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民营企业家的嘴脸，在企业做得不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字——赖，赖到国家身上。这是第二种关系。
【川汉铁路】四川-宜昌府-荆州府-荆门州-安陆府-汉阳府
第三种关系我们得从国家这头看。国家好的时候有钱的时候它会想尽办法支持民营企业。请注意，“支持”这个词高大上吧，支持民族产业从哪头讲它都是正义的。
我们还得说前面讲的那个轮船招商局，当年其实它就是经营长江航运。当时的很多名臣都说，这个长江上不要搞得全是外国船，对吧？我们民族产业也崛起一把。国家说，好！支持，那怎么支持呢？不光是筹集商贾，国家也给予各种各样的政策优惠。
漕粮运输是当时最重要的一笔国家战略物资运输。比如说当时本来旗昌、太古洋行这些洋船运的这个漕粮，就说这个单子就不给你们了，我们民族的产业就要运民族的货，这个货全部归轮船招商局运，这是在订单上支持。
价格上也支持，当时给轮船招商局的价格比正常的运货价格要高上了四到八倍。
等轮船招商局杀进来之后国家的漕粮运费高这算国家补贴。那要是平时一般的货怎么办呢？就拼命杀价，杀到不顾血本为止，一定要把旗昌和太古给赶出去。当时的价格战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把旗昌的运货的价格横腰斩了一半，太古洋行就更狠斩了三分之二走。最后搞得这两家洋商企业实在是没法玩了。
旗昌洋行当时的股票是从200两一股，最后跌大60两一股。旗昌洋行说，算你狠，我不玩了，我卖给你好吧。刚开始谈了250万两，后来嫌贵又谈，谈到220多万两。这个旗昌洋行说，那我就签字画押卖了。
可是你知道轮船招商局的这些商人怎么想？别卖啊，这么低的价格卖给我呀。然后他们又从轮船招商局找出钱来，偷偷买了旗昌洋行的股票然后把这个价格炒上去。反正倒来倒去这帮轮船招商局的股东们至少从中又多赚了50多万。这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在当时有很多政治鼓动宣传，什么中国人只坐中国人的船，不要去坐洋人的船，这就是用所谓的民族大义、民族精神来搞市场竞争。那轮船招商局会因为这样的国家扶持而导致它的竞争力上升吗？你可想而知，不会嘛。
因为后面有一个爹，我赌输了回去找爹支钱就行了。我只要完成民族大义，管什么企业的经营效率啊？所以这么玩你觉得会有好下场吗？这是第三种情况国家有钱的时候。
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国家穷极潦倒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说吗？那就去抢企业嘛， 1903年的时候袁世凯就专门为这个事跑了一趟上海。当时轮船招商局的大股东是总经理盛宣怀，袁世凯就跟他说，你这个轮船招商局我们得收归官有，而且你得按我指定的价格。
盛宣怀当然不卖，说我们股东不同意、什么法律规定之类的。可谁跟你说什么法律啊，袁世凯就说“定收官有”，而且就得按我指定的价格，如果不按这个价格我就查你账，后来真去查账。
所以从1903年的时候真就把轮船招商局生生一个民营企业就给收归官有了。而且从这一年一直到袁世凯倒台这几年间，轮船招商局对于北洋系它就是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个钱袋子。每年北洋要从轮船招商局里面大概划走几十万两，然后一旦没钱就把轮船招商局抵押给外国银行借钱，就这么玩。
那你说就袁世凯一个坏啊？还真不是，咱说一个好人，孙中山。孙中山在南京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也没钱。所以后来大家都说孙中山是把位子让给袁世凯的，哪有那么高风亮节？没钱嘛你这个政府支持不下去，你只能让给袁世凯。
但是就在这个短短的孙中山作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政府期间，他们就打过这个轮船招商局的主意。当时就跟盛宣怀说把你抵押给日本银行，我借款1000万两。
那盛宣怀当然不干，然后孙中山、黄兴，包括当时国民党上海的都督陈其美就逼他，说你一定得干，不干？不干抓你人。当然后来因为很快袁世凯就上台了这出闹剧没有演下去。
盛宣怀蜡像
轮船招商局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到民国政府会好一点吗？国民党干脆收归国有就算了。当国家没钱的时候，那就要去抢啊。
所以你看在这种政商关系当中，只要政治权力是不受制约的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四种关系，就是偷、赖、给和抢。
那大家说这还是不对，这是因为政治权力不自觉。如果是优秀的政治权力那没准儿就没这些问题了。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其实它搞了一个所谓的植产兴业的大计划，什么大久保利通这些人跑到西方一学，回到国内拼命地办产业。那刚开始跟轮船招商局是一样的办不下去，所以天皇跟他们一商量，说咱们激活民营企业，咱们不搞什么无聊的国企改革，除了一些国家命脉产业外全部卖掉，卖给现在的一些民间的财阀，让民营企业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知道的一些大的日本企业，比如说三井、三菱都是那个时候的大公司，而且国家的资产几乎是三文不值二文的就给他们了。
有一次三菱公司因为侵占中国台湾有功，国家就干脆把60多万日元建的所有的码头、船全给他了，就象征性的收了9万日元。这样的例子在日本的明治维新期间那是俯拾皆是。那你说这样的国家你看它不抢，它对民营企业多好？那会有好下场吗？
会有什么好下场呢？这样的政治权力为中枢的国家到最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场大战整个几十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只要政治权力是核心，这个市场它就不可能是一个良性的市场，不管刚开始双方的恋爱谈得是多么的轰轰烈烈，到最后吃亏的仍然是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