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熙三十六年直到雍正六年的31年间，唐英曾在清宫养心殿做过宫廷侍从。这段经历，使他见识了康熙皇帝对新事物、新知识的追求与学识、艺术的涵养。继位的雍正皇帝，色厉内荏的行事风格，又让身为汉人的唐英小心翼翼、铭记在心。于是，他在宫中养成的谨慎行事、效忠主上，以及较强的办事能力，成为了赢得雍正皇帝信任的砝码。
任职于内务府时，唐英就曾参与过官窑瓷样的绘制。在《雍正元年各作成活计清文件》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刚继位两个月的雍正皇帝，在元宵节前找来胞弟怡亲王，嘱咐他将一种器物交给唐英，让他完全按照器物绘图制样。它们是定瓷小瓶一件随乌木座、嘉窑小扁瓷盒一件、白玉小水注一件、官窑花瓶一件。唐英领命而回，才正画着，谁料第二天怡亲王又来了带来了另外3件瓷器。不敢怠慢的唐英，连元宵节都没敢过，3天后就交付了7件器物的图样。怡亲王很满意，立刻带着器物和图样面圣。史料上没有记载雍正皇帝对图样的评价，但可以推测，皇帝应当很满意。这让唐英成为了外派至景德镇督陶的不二人选。
还有一点，很容易惹人联想。在唐英被派往景德镇之前，景德镇负责陶务的官员为年希尧。年希尧是何等人也？他正是曾封邓公、川陕总督权极一时的儒将年羹尧的哥哥。雍正皇帝登基以后，对他那个飞扬跋扈的弟弟心存不满，于雍正三年（1725年）罗列了其92大罪状，并赐了一条白绫。年希尧因此也受到牵连，被罢官抄家，直到一年以后，才被重新启用。不久，雍正皇帝就将唐英派往年希尧管辖之地，任其助手。或者说，这其中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应是唐英另一项秘而不宣的政治任务吧！
是年窑？还是唐窑？
舟船劳顿了两个月，唐英于雍正六年十月到达了目的地——景德镇。按照皇帝的要求，他在到署后一年内，要适应南方的气候环境、熟悉制瓷业务。一年后的四月，他受命开始接手监制同年必须解运进京的皇室御用瓷器。皇帝为何如此急迫？
一条年希尧上呈于雍正七年六月二十七曰的奏折，道出了个中缘由——因为皇帝对雍正五年冬季解送运京的官窑不满，而这批御器的监造者正是年希尧。
年希尧其实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原来，管理窑务只是他的兼职，另一个更重要的职务是管理淮安板闸关。准安板闸关事务繁忙，远在三百里之外，年希尧本身对陶务没有太多兴趣，也分身乏术从《清宫档案》的记载中可知：年希尧于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十七日接任淮安关税之职后，一直到翌年的正月二日，才得空到景德镇御窑厂巡视，仅待了不到两个月，又返回淮安。如此一来，他对于御窑厂的生产运作模式理解，可能仅止于“下属报告”的范畴，不过是差遣陶工完成圣命罢了。也难怪年希尧奉命烧造的第一批皇室用瓷会得到“甚是不堪”的评价。
为皇帝烧窑也的确是个苦差事，除了不定时地进贡新巧之作外，还要满足皇帝的“来样”订单，在其画图制成官样由内府或太常寺颁发授意后，便要竭尽所能制造出不同式样、数目繁多的御用器物，以此彰显大清的富庶，或传达极权者的品位。此外，烧窑的经费也有限，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要督陶官自己掏腰包。乾隆十三年（1748年）就有这样的例子，乾隆皇帝对唐英呈进的瓷器很不满意，觉得式样陈旧，没有按照新样烧造，于是“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让唐英赔补。算一算，那一批呈送的瓷器有盘、碗、瓶、罐等4000余件，其所费雇工钱、物料烧造等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可以想象，唐英的到来，一定让这位状况百出的年总管打从心底松了一口气。于是年希尧几乎将窑务之重责完全授权于唐侯，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年）卸职前，年希尧对于御厂业务已无需多费心神了。
年希尧所执掌的景德镇御窑厂被称为“年窑”。清侍郎查俭堂就在《年窑墨注歌》中称颂“年窑”生产的官窑瓷器之精良：“国朝瓷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不让汝定官哥均，何况永乐之后宣德质。”然而，如前文中所言，年总管仅监制了雍正五年的皇室用瓷，还因质量不佳遭到了皇上的责备，真正精良之器，则出自于雍正七年四月开始运作的“唐窑”官瓷。换句话说，被人赞扬备至的“年窑”，其内核是“唐窑”。可惜，人们还是习惯于以官名”命名窑口，将唐英此时已实际执掌御窑的真实情形抛诸脑后。
是艺术家？还是卓越管理者？
那执掌实权的督陶协理官唐英，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唐英不是天才，尽管他有内务府的工作经历，但面对偌大的御窑厂，还是有些茫然。为了更快地熟悉制瓷手工业的生产流程，他事必躬亲，“不甘唯诺于工匠意旨”，以求能够快速达成圣命的制器要求。此外，他还派人前往别处学习。
雍正七年（1729年）春天，厂里的幕友吴尧圃被他派往均州（今日的河南禹州市），学习钧窑器的釉料配制方法及烧造技术。吴尧圃临行前，唐英作了一首送别诗：“絮絮花飞春已暮，几欲留春春不住。离筵黯黯趁春开，春风引客均州路。……丈夫出门各有道知己情深在怀抱。此行陶冶赖成功，钟鼎尊罍关国宝。玫瑰翡翠倘流传，搜物探书寻故老。…”唐英希望春风能引导他这位朋友顺利到达均州，又叮嘱他此番求学至关重要，要认真探访乡居耆老、搜物探书，找出如“玫瑰翡翠”般美轮美奂的钧窑器的烧造秘诀。
命运似乎并未青睐唐英。雍正八年，也即他举家搬迁到景德镇两年后，他的妻子离开了人世。丧妻之痛或许持续了一段日子，但并未影响他继续兢兢业业地工作。他闭门潜心学习，苦心戮力与匠师们研究制瓷的各项工序，仅用三年就领会了其精髓，不输于厂内工作多年的匠师。深谙制瓷工艺之妙后，他自身的艺术天赋便有了用武之地，于是他融合古今屡屡创新，在器物的釉色、绘画、造型等方面均有建树：他创新的釉色有霁红、紫绿、洋乌金、洋紫、天蓝、窑变等，而他以陶瓷仿作镂金、镂银、琢石、琢漆、螺钿、竹木等无不惟妙惟肖。
唐英对“仿古”（仿制宋、元、明等朝代制作的官窑或名瓷）尤为擅长。仿古并非易事，那些声名显赫的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均窑等烧制技艺至清朝时早已失传，于是，唐英只能靠一次又一次的烧制实验来摸索。
宋朝官窑瓷器有一个显著特征：“紫口铁足”，但秘诀是什么呢？唐英苦苦思索，百般烧制不成，他只得用黑褐色料画出“紫口铁足”，然而，画上去的颜色终究会脱落，还是失败。当然，也有成功的经验：为了仿得釉色逼真的汝窑，唐英特意采用了灰色胎体如此烧制成的汝窑瓷器甚至超越了明朝仿品他明白釉色对于瓷器的重要性，四处搜求釉色配方，在实验烧制仿古陶瓷时，留心各种配方的差别，通过添料、减料来观察釉色的细微变化。于是，唐英仿制的钧窑瓷器，不仅有常见的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骡肝、马肺等颜色，还有新紫、米色、天蓝、窑变等让人眼前一亮的新色彩。
在唐英撰写的《陶成纪事》中，记述了他自从雍正六年到雍正十三年，担任景德镇御厂协理陶务8年间的成就，这些成就几乎都与管理创新有关。
比如：唐英革除了明代以来的一些不合理制度，尤其是带有强迫性质派役的“匠籍制”。匠籍制由来已久，指手工业者一律编入匠籍，称为匠户，隶属于官府，世代相袭，实行轮班或住坐为国家服役。唐英将这种制度改为直接以金钱雇用劳动力的“雇役匠制”，又废除了督工亭和狱房。不仅如此，御厂内的匠师、办事人员的工资，也是按照本地窑户雇工时价计付薪酬，推出“额外奖赏”制度，用来“励其诸作之专”。另一方面，为了吸引设备好、技术高的民窑合作，唐英还给窑主承诺了较为丰厚的待遇，所有入窑瓷坯不论正品还是次品，均按上色瓷器计价，即使窑烧失败也不再由承烧民窑赔付。因此民窑“乐趋之，仰给窑者曰数千人，窑户率以此致富”。
明代在官窑生产中，无论是工匠人夫的役使，或者是工料的供给，几乎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承担的。甚至解运御器的箱用、包裏器物的棉花、黄纸等材料诸项，皆由南昌等地来解决。一旦遇皇室临时加量，在烧造加倍、解运严急的情况下，还需“十百加派”。
而这一切的费用，地方政府通常将之转嫁给工匠和百姓。而唐英主持下的御厂呢？《陶成纪事碑》里说：采买泥土、釉料等“俱照民间时价，公平采买毫无当官科派之累”，这令地方官民纷纷拍手称快。那么，唐英哪来的资金允许他如此革新呢？其实很简单，裁减冗员以节省费用。据载，明代时御厂内有1500人，唐英督陶时则精简至300余人。
是朝廷命官？还是制瓷达人？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一月二日，雍正皇帝驾崩后不到两月，雍正与年家的宿怨，终于随着年希尧遭到弹劾被革职而告终结。唐英接受皇命，停止官窑一切的制瓷业务，转任淮关税务使一职。
至于是否还有机会参与官窑制作，唐英无法揣摩新皇圣意，当然亦无法违抗朝命只好在闲暇之余将心得先行撰录。在他乾隆元年所写的《瓷务事宜示谕稿序》中说：“爱将历年来事宜示谕诸稿，除散轶外，检其存者汇缮成帖，以志九载办理之梗概云。”
离开景德镇时，唐英已55岁，他有些依依不舍，一首名为《留别珠山陶署》的诗表露了其心迹：“自怜痴绝为多情，山署临歧百感生。半野半官栖八载，谁宾谁主寄孤情。……西江八载赋皇华，淮海乘春又放槎。只为君恩天庶覆，直令臣亦客忘客。……”
惆怅无比的唐英，丝毫没有赴任新职的欣喜。或许因为太过感伤，九月时感染了疟疾卧病在床的他一度与死神擦身而过。
乾隆二年（1737年），一纸任命终于下达，唐英以淮安关使兼领陶务。是年二月，唐英奉命前往京城，拜见了他离京时尚且年幼的新皇帝乾隆。尔后，他向皇帝奏报，希望“于淮关赢余项下每年留银二万两，为御窑厂陶瓷烧造费用，供窑工、南匠及传办公事费和火耗银两不敷部分等支用”。这是御厂成立以来，在官窑制作经费来源上的重要改革，保障了行政用度和匠师、工作人员的经济收入。重新点燃的景德镇御窑，这一年确实烧得红红火火，正月即奉旨烧造宫廷日用瓷器47120件，同年的四、五、十、十一月又接旨烧造青花白地瓷碗、各式瓷瓶、洋彩宫碗等。
看起来，一切又柳暗花明了。然而，承袭了前任上司年希尧两样官职的唐英，似乎开始重蹈覆辙。由于淮安关务太过繁忙，与景德镇又相隔三百余里之遥，唐英升任淮安关使后，一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初春才有机会重莅御厂署，近三年无法亲力施为，其间他曾奏请改派协作人员，谁料协造员默尔森额在乾隆二年到景德镇之后却一病不起。于是，乾隆三年十月，唐英第一次受到了皇帝严厉的责备。据乾隆记事文件的记载，乾隆皇帝对唐英瓷器烧造不佳很生气，并讯问道：“今年送来瓷器甚少是何缘故？着问送瓷器人。”
也许是唐英在淮安的工作更出色，乾隆四年任满后，本以为可以重新驻厂督陶的他又被调往江州（九江）钞关。这年二月二十八日，唐英照例来到景德镇窑厂巡视，发现默尔森额病无起色，很是忧虑，眼看着自己十多年来的心血和努力将要付诸流水了，他权衡再三，又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皇上俯鉴，宿关、御窑厂相距遥远，制造不能兼顾，恩允奏请俾得专司窑务。”他想请辞九江关使职务，而能专心长驻景德镇督陶，这一奏请却未获批准。
过了两年，纠结中的唐英又被卷入一场调查中。
乾隆六年（1741年）二月，一位名叫六十三的官员被皇帝派到景德镇。他名为陶务协作员，实则是来调查御窑厂和唐英的问题。由于官窑的生产质量大不如前，又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圣上怀疑是否唐英的操守或工作能力发生了问题？四月，皇上的责难又发到了景德镇，说唐英“烧造上色之瓷器甚糙，釉水不好，瓷器内亦有破的”。唐英为此写了报告解释，但无济于事。五月，景德镇御窑厂又被叫停了。不仅如此，皇帝还命六十三严査历年烧造生产开销，并造册奏闻备查。从有“国朝瓷器美无匹”之赞誉的“唐窑”，到被怀疑为官的忠诚和操守而下令御厂停烧，60岁的唐英内心充满着外人无法想象的难堪与煎熬。
调查进行了半年有余，“稽查员”六十三确认了从雍正六年一直到乾隆五年唐英在职务上并无重大过失后，才去职返京，御厂也因而得以复烧。
由于默尔森额的病，十二月，皇帝又改派监理协造员老格。老格不谙烧造生产事务，唐英每次赴厂多与他细加研究并悉心指导，老格亦留心学习且悟性颇高，逐渐成为唐英的得力助手。自乾隆七年（1742年）后，景德镇御窑厂的陶务经管形成了唐英搭配老格的最佳模式。
瓷业城市的推手
然而，事情远没有结束。这位嗜好繁复精美之风的乾隆爷，似乎还是看不上唐英殚精竭虑为他烧造的瓷器，甚至都不顾其效命三代君王的苦劳，这是为何？
或许，雍正和乾隆两代君王对瓷器的不同品位和要求正是个中缘由。
在效命于雍正皇帝的七年里，唐英对皇帝“精细”、“雅致”的“内庭供造之式”揣摩得十分透彻，在精细的白瓷上，还创制了优雅的粉彩瓷，深得皇帝的欢心。后世君主乾隆皇帝，在陶瓷品位上，却大大迥异于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本身好大喜功，追求超越前人所制，在官窑瓷器上也有这样的诉求——不仅强调“内廷”的御用风格，而且要求瓷器上的新奇精巧，使其能承载更多寓意，因为皇帝认为完美无瑕的御器乃是圣人至德的显现。
唐英当然懂得迎合乾隆皇帝，一种流传至今的瓷器类型——转心瓶，便是其努力迎合圣意的创制。
在近代学者许之衡所撰写的《饮流斋说瓷》中，有对转心瓶的描写：“瓶之腹际玲珑剔透两面洞见，而瓶内更有一瓶兼能转动，似美术雕刻之象牙球者然。若是者名曰转心，乃内府珍赏殊品也。”对照这个描述，来观赏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霁青描金游鱼粉彩转心瓶，更能体会唐英在创制这一器形时的匠心独运：那宝蓝色的瓶身上开了4个小窗，只需转动瓶心其上栩栩如生的金鱼便在瓶子上游动起来……
如此繁复的瓷器，制作工艺同样繁复首先要分别烧制精心计算尺寸后的内瓶、外瓶口颈、外瓶肩腹，然后将组合好的三者再次送进窑火中固定。窑火中存在诸多变数，分别烧制的三者是否能相互配套？组合烧制时高温会不会破坏内瓶上的彩画？这些在当下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被唐英一一破解。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八年，唐英执掌的御窑厂曾经先后烧造数件可以旋转的瓷瓶及瓷碗等。
然而，即便唐英竭尽所能，但苛刻的乾隆皇帝仍不满意。
乾隆八年（1743年）六月，皇帝忽然发上谕，要求唐英自行赔付于乾隆元年、二年烧造不佳的官窑瓷器，共计“二千一百六十四两五钱三厘三丝五忽三微”。这一笔陈年旧账，乾隆皇帝却连一丝一毫都算计得很清楚。这种“溯及既往”责任制的惩罚，几乎让唐英一贫如洗。
又隔了五年，乾隆皇帝想起自己交付唐英烧造的观音还没烧好，说道：“想是唐英不至诚，着他至‘诚’烧造。”这年十一月，唐英再次因烧造不力被惩处，罚进呈的4738件瓷器之钱粮不准报销。乾隆十五年七月，这样的处罚情节第三次上演。而在两个月前，年届68的唐英因督陶不力，已被调任至粤海关。直到年过古稀，唐英才被重新调回九江钞关再行兼理陶务。乾隆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重返景德镇时，他不禁潸然泪下，感慨“重来古镇匪夷想，粤海浑如觉梦乡”。四年后的秋天，75岁高龄的他请辞退职，冬天便离开了人世。
翻看唐英留下的《陶冶图编次》，虽然不厚，但很有分量。其内有图文20页，每幅图配有约百余字的详细说明，将各项生产流程的枝末逐一次第编名，真实而形象地记录了景德镇的制瓷生产过程。全文虽然仅有4500余字，却是中国陶瓷史上第一部系统的“陶瓷工艺学”专著。
更为重要的是，唐英还影响了一个城市——如今的瓷都，景德镇。
明清时的御窑厂不仅承担了为皇室制作御器的任务，将官窑完整运输至北京也是重要的窑务之一。《陶成纪事碑》上记载了雍正六年以前的运送方式：“每岁秋冬二季，……岁例盘、碗、盅、碟等上色圆器，由三二寸口面者、以至三四尺口面者，一万六七千件其选落之次色上有六七万件不等，一并装桶解京赏用。”大量落选的次色瓷在明代多被打碎掩埋于御厂内，清代时基本沿用明代隆庆万历时期的做法，使其散存于厂内，厂内人员和工匠可以任意使用。
唐英执掌窑务后，将落选的御用瓷器酌情估价、登记造册，每年与上色瓷一同解运进京交由内务府贮存，或在京城变价出售、或已备采赏时用。乾隆七年六月，皇帝下旨给唐英，御厂烧造之脚货瓷器不必送京，在本处变价处理即可。于是，除了皇家才能使用的黄器外，唐英将落选的次色瓷造册后，再酌估以市价在景德镇直接出售，由此形成了制度。
官窑次品流入民间市场，对于民窑而言是福或是祸呢？对于中小型的作坊而言，应该是不乐见的，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买卖的交易量，然而就整个景德镇甚至国内外的陶瓷市场而言，却是开创了瓷业城市的新局面，使官、民之间的制瓷技艺产生了良性竞争，更加活络了市场上的各种因瓷器而产生的交易，这是在中国或世界其他城市都难得一见的。
御器解运进京的运输程序，原本先由景德镇装运到淮安关作第二次点验、拣选、装桶，然后再解运至京。乾隆四年二月以后，唐英移理九江关打破了此项定例，改为先将御器送到九江配座、装桶，由此直接起运进京以免由淮绕道，节省了相关费用。这样，从乾隆四年二月开始，九江关取代了淮安关承接了官窑瓷器验收、包装、转运地的重要角色。
官窑器直接从景德镇装船后经昌江、鄱阳湖长江、运河直达北京，间接提升了景德镇在水路航运交通上的重要地理地位，加速了景德镇瓷业城市面貌的形成。
感性与理性兼具的唐英，从1728年到1756年，将自己近30年的光阴倾注在景德镇御窑厂。清景德镇人氏兰浦编撰的《景德镇陶录》中有对“唐窑”的盛赞：“公深谙土脉、火性，慎选诸料，所造俱精莹纯全。又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萃工呈能，无不盛备；又新制洋紫、珐青、抹银彩水墨、洋乌金、珐琅画法、洋彩乌金、天蓝、窑变等釉色。器皿则白壤，而瓷体厚薄惟腻，厂窑至此，集大成矣！”的确，是他创下了从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的制瓷巅峰，是他留下了一大批官窑瓷器精品，也是他助推了景德的发展。若有幸至景德镇一游，也许还能听见唐英悠悠吟哦着“浮梁城下水，清照使臣心”之缥缈声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