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元昊请求议和，宋夏休战，西线边事稍宁，宋仁宗便将镇守西陲的范仲淹召入朝廷，推行改革，即庆历新政。但让范仲淹没想到的是，改革才刚开始，自己就与革新派的亲密战友韩琦产生了矛盾，而这个矛盾的始作俑者，竟是宋夏边境线上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寨。恰恰是这座小城寨，成了分裂革新派的“元凶”，而这也让改革陷入了一片迷雾之中。
就在新政正式推行的九月，朝廷接到西线主帅郑戬的奏报，请求在水洛城修筑军事城寨；作为宰执的范仲淹，一直主张在宋夏边境修筑城寨来抵御西夏的进攻，郑戬的建议正好与自己的战略意图一样，于是便同意了，并申报宋仁宗批复。但是，修筑水洛城却遭到了枢密副使兼陕西安抚使韩琦的强烈反对，最后差点酿成大规模流血冲突事件。要想明白这场纷争的前因后果，首先要弄明白水洛城的地理位置及战略意义。
范仲淹剧照
水洛城位于今陕西庄浪县境内，处于宋夏边境地带，宋朝位于城南，西夏则位于城北。水洛城位于宋朝军事重镇秦州、渭州的中间地带，秦州位于西夏国的西南部，离西夏过境比较远。西夏军队要想进攻秦州，就必须经过水洛城，这就意味着水洛城具有很重要的军事意义。
因为水洛城是蕃汉杂居之地，居民由宋夏两国的流民组成，有数万户人家，城内生活设施齐全，俨然是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因此，宋夏交战的数年，水洛城一直在宋夏两国徘徊，既向宋朝称臣，又向西夏低头，两边都不得罪。而宋夏两国也乐见其成，双方都把水洛城默认为两国的军事缓冲地带，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地去攻取水洛城。
由此可见，水洛城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谁占据了水洛城，就意味着掌握了秦州攻防战的主动权。
范仲淹之所以同意修筑水洛城，就是看中了它的军事价值，早在庆历二年，当时范仲淹还在西线负责防御西夏，就曾上表朝廷，请求修筑水洛城。范仲淹认为，如果修筑了水洛城，并在此驻军，西夏军队就不敢贸然侵宋。若西夏军队进攻水洛城，秦州兵马可以驰援；若西夏军队进攻秦州，水洛城则可以断其后路。更重要的是，水洛城一旦修成，等于是打通了秦州和渭州的交通要道，这样，像之前的好水川之败，就可以避免。
当年西夏准备进攻渭州，时任陕西经略安抚使的韩琦，便命任福为主帅，率军深入西夏过境攻打其大后方，并驻军于好水川。但由于任福过于轻敌，中了西夏诱敌深入之计，导致后勤跟不上，部队缺粮，最终被西夏军队围歼，任福战死。如果当时水洛城驻军了，只要西夏去攻打渭州，水洛城的军队就可以驰援渭州，给西夏军队来个前后夹击，宋军完全犯不着以深入西夏境内的方式来牵制进攻渭州的西夏大军，也就可以避免好水川之败。
况且，水洛城地区有几十万百姓，当地的蕃汉居民向来与西夏不和，有心归附宋朝。只要宋朝修筑好水洛城，驻守少量宋军，当地军民自然就会帮忙守城。一旦战事发动，甚至可以征召当地的数万蕃兵，这对于缓解宋朝西线的军事压力有很大帮助。
不过，由于当时宋夏两国正值和解，再修筑水洛城的话，会引发西夏误解，不利于两国议和，因此，范仲淹修筑水洛城的提议就被搁置下来了。
庆历三年，宋夏签订了正式的盟约，两国休兵，西夏向宋称臣。而水洛城的首领也想归附宋朝，时任西线主帅郑戬大喜，就派了静边寨寨主刘沪前去收编水洛城的部队。但是，当刘沪到了水洛城下之时，城内又出现了内乱。原来，在归附宋朝的问题上，各方势力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意见，有的人认为与其归附宋朝，还不如归附西夏，因为宋朝自视国力比西夏强大的多，归附宋朝，不会得到宋朝太大的尊重，反倒不如归附国力弱的西夏，更能获得实惠。因此，双方就争吵个不停，刀兵相见，结果亲附宋朝的首领被杀了，水洛城就把刘沪拒之门外了。
刘沪雕塑
刘沪一看，既然水洛城的人出尔反尔，那就打呗，打不赢西夏，难道还收拾不了一个小小的水洛城，一顿操作，把水洛城的数万蕃兵杀得哭爹喊娘。本来，水洛城有点瞧不起宋军，觉得战斗力太弱鸡，可这次一打，瞬间觉得宋军比西夏军强多了，哪还敢抵抗，乖乖地向刘沪投降了。但是，水洛城的几个首领担心归附宋朝，会激怒西夏，万一西夏来攻，以水洛城目前的防御水平，根本就守不住。因此，他们就向刘沪提了一个要求，希望宋朝能出钱，修筑一下水洛城的工事，
就这样，西线主帅郑戬才上表朝廷请求修筑水洛城，范仲淹自然是大喜，就立即奏请仁宗，仁宗也同意了。于是，郑戬就命刘沪开工修城。
但是，三个月之后，朝廷又收到了韩琦的奏章，反对修筑水洛城，理由如下：
一，庆历三年，宋军已经在仪州黄石河附近打通了一条新通道，从渭州到秦州不再需要经过水洛城，而且，相比于水洛城与附近城寨的距离，黄石河路更近，更具有优势。
二，修筑水洛城，必定要派军队驻守水洛城，这无疑会分散军队。陕西四路大军，每路大军的人数在七八万之间，之前修建了很多城寨，已经分走主城许多兵力。如果再派兵到水洛城驻守，则主城的守军将更少，不利于抵御西夏军队。
三，修筑水洛城，是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工程，要耗费数百万贯钱。当下军费正捉襟见肘，再花巨资修城，得不偿失。
四，现任西线四路军主帅郑戬、静边寨刘沪等人热衷修城的动机不纯，因为宋夏两国和解，他们再也没有立军功的机会，只想着靠修城来获得朝廷的封赏。这些将官不顾朝廷大局，只有私利，实在可恶等云云。
也就是说，韩琦为了阻止修城，开始对郑戬、刘沪等人进行人身攻击了。韩琦陈述的理由，貌似有道理，但都不值得推敲。
虽然黄石河路可以称为秦州到渭州的通道，但是，黄石河路无险可守，一旦两国交战，如何保证通道不被西夏截断呢？再者，水洛城本身就有一定的城池工事，只要稍加修葺，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耗费的钱根本就没有韩琦说的那么夸张。
在应对西夏的问题上，范仲淹与韩琦的战略不一样，韩琦主战，范仲淹则主守，这也就是范仲淹热衷于修筑城寨的原因，因为城寨一旦修成，就犹如一颗钉子钉在边境地区，西夏军队就不敢攻入宋朝腹地。而主战的韩琦，在与西夏的交战中，往往容易中西夏的诱敌深入的计，进而大败，这都与韩琦主战的思想有一定关系。而范仲淹当初管辖的地界，虽然没有大的战功，但也没有遭遇大败，反倒因为修筑城寨，国土扩充了不少。
范仲淹收到韩琦的奏折，也不好公开在仁宗面前驳斥好友韩琦，毕竟，韩琦也是革新派成员，又是自己的战友。因此，当宋仁宗问各位宰执的意见时，大家都不说话，只有宰相杜衍说当初郑戬请求修筑水洛城时，曾特别请求不必询问韩琦的意见，陛下同意了。经杜衍一提醒，宋仁宗一下就想起来了，顿时就犯难了，原来郑戬与韩琦的关系有些微妙。
韩琦
郑戬比韩琦大十七岁，曾经也担任枢密副使，后遭到排挤，被外放到陕西担任一路军大帅，和韩琦职务相当。庆历三年，韩琦奉召回京，出任枢密副使，官阶就在郑戬之上了。由于西线范仲淹、韩琦的入京，朝廷为了西线的安全，就把郑戬升任为四路军都部属（四大军区总司令）。
但是，韩琦回京不久，朝廷就担心范仲淹、韩琦都回到了京城，不利于稳定军心，不妨让范仲淹留在朝内主政，韩琦到西线主持军务，两人一内一外，也好配合。于是，韩琦就以陕西宣抚使（平乱特派员）的身份返回了西线，这样的话，西线军中就出现了两个一把手，即一个韩琦，一个郑戬。因为权力的交叉，两人在军事指挥权上闹起过很多矛盾，关系越来越紧张。因此，在修筑水洛城的问题上，郑戬就撇开了韩琦，没有与对方商量；而韩琦在听到这个事后，在奏章上自然要与郑戬唱反调。
宋仁宗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大臣们产生争执，都是两边都不得罪，当一个和事佬。水洛城固然重要，但边境主将之间的融洽更重要，为了避免韩琦、郑戬二人为水洛城斗下去，宋仁宗就下令暂停水洛城的修建。
这样一个结果，让郑戬、刘沪二人很不甘心，他们不忍心放弃，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抢修水洛城。他们不打算向朝廷要一分钱，争取在数月之间修好水洛城，继续由刘沪带领百姓修城。
但是，当时的渭州主帅是尹洙，尹洙也是革新派成员，昔日与范仲淹、余靖、欧阳修并称四贤，共同主张新政，可在水洛城问题上，尹洙却更认同韩琦的看法。尹洙是个正人君子，既然皇帝下令停止修筑水洛城，刘沪强行修城就是抗命，便召渭州大将狄青前往水洛城执行皇命，将抗旨不遵的刘沪捉拿归案。
狄青是个狠人，带着部队就去抓刘沪，但遭到了水洛城百姓的反抗，狄青的手下被打打伤了。于是，狄青就下令部队动手，顿时就杀死了十多个百姓，围观的刘沪部下热血沸腾，全部抄起刀要杀了狄青，眼看水洛城要变成一片血海。关键时刻，刘沪冷静下来了，几番呼喝，让部下放下了兵刃，并走到狄青面前跪下，答应接受逮捕。
尹洙上表仁宗，说刘沪等人抗旨，恳请朝廷将有关责任人斩首，以正军纪。在尹洙看来，他与狄青都是刘沪的上级，竟然还治不了刘沪，若不杀此人，军队就没法带了。宋仁宗接到奏报，是大吃一惊，没想到水洛城事件演变成了流血冲突，即刻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往陕西调查，组长是陕西转运使程戡。
宋仁宗派程戡负责调查，有他的用意，郑戬是陕西四路军都部属，即四大军区总司令；韩琦是枢密副使兼陕西宣抚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平叛特派员；程戡是陕西转运使，相当于陕西四路的省长；三人的地位相当，谁也不怕谁，并且，程戡无论是与郑戬，还是与韩琦，都没有个人恩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调查出事实的真相。
程戡到了水洛城之后，明显感受到百姓对修城的期盼，也感受到了他们对刘沪的支持，更感受到了他们对尹洙、狄青等反对者的憎恨。这让程戡认识到，只要宋朝停止修城或者杀掉刘沪等人，水洛城必定会叛宋归附西夏。
在这样的情况下，程戡就上表朝廷，应当释放刘沪等人，继续完成水洛城的修筑工作。何况，水洛城已经修筑得差不多了，一两个月之后，一个全新的水洛城必定成为大宋西陲的军事堡垒，而且还不用花朝廷一分钱。
最终，宋仁宗下令释放刘沪等人，继续完成水洛城的修筑工作。可是，随着水洛城的竣工，韩琦、尹洙、狄青等人和郑戬、刘沪等人的争斗并没有结束，反而有上升的趋势。
升任枢密使的狄青
尹洙虽然释放了刘沪，却依然是对刘沪当成罪犯一样看管，毕竟朝廷只允许刘沪继续修城，并没有赦免其抗旨、不从军令的大罪。于是，韩琦、尹洙等人要求严惩郑戬、刘沪等人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到中书省，飞到宋仁宗的案头。宋仁宗无奈，就只好向各位宰执的意见，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了范仲淹。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修筑水洛城没有范仲淹的支持，宋仁宗肯定会一边倒力挺韩琦，但是，范仲淹与韩琦，都是宋仁宗决心改革所依仗的重臣，手心手背都是肉，难以取舍。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宋仁宗只好表态说既然水洛城已经修筑完成，再来讨论是否应该修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现在韩琦、郑戬二人还在为是否应该修城争执不休，已经有些跑题了。
范仲淹见宋仁宗给这件事定了调子，一番思索之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
一，韩琦等人要求严惩刘沪，但刘沪并非私自营造城池，而是得到了郑戬的将令后办的公差。虽然后来刘沪有抗命的现象，但那是因为水洛城是刘沪经过一番拼杀才得到的，并且还获得当地百姓的拥戴，正所谓民意不可违，刘沪才以死抗命。
二，刘沪本是西北名将，立有大功，朝廷应该爱惜其才，不可轻言放弃。如果狄青等人一怒之下真把刘沪杀了，恐怕边关将官会怨恨狄青，怨恨朝廷的无情，不利于边疆的稳定。恳请朝廷准许刘沪戴罪立功，这样一来，也可以让韩琦、狄青免遭将士的怨恨，有利于军心的稳定。
三，继续由刘沪驻守水洛城，可以派遣狄青前往传达赦免刘沪的诏令，以缓和二人之前紧张的关系。
最终，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但是，消息传开，韩琦、尹洙二人不断向朝廷抗议，宋仁宗无奈，就把尹洙从渭州任上调走了；刘沪被降级为从八品的东头供奉官，等于就是各打五十大板。
但是，事情还没有结束，就在庆历五年的三月，因所谓“石介、富弼谋反案”，革新派主将范仲淹、富弼先后离开了朝廷，朝中大臣又有人请求对水洛城的问题展开调查，当时的宰相晏殊等人也力主严查，这让枢密副使的韩琦内心不安，不久，也主动请求离开京城，韩琦的离开，标志着庆历新政的彻底失败。
在正史的记载中，韩琦常常作为庆历新政三大主将之一的面目出现，但是，如果仔细推究韩琦前后的言行，就可以发现，他始终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特别是新政之前，时任枢密副使的韩琦又主动请求离开朝廷，以宣抚使的身份回到了陕西，最终在水洛城的问题上，与郑戬等人斗气来了。
可以说，水洛城事件，最终让革新派产生了分裂，整个事件波谲云诡，这显然不利于新政的推行，也让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抓住了空隙，也预示着新政的流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