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三峡工程，是国民党政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看清了国民党政府本质的孙越崎，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拒绝执行蒋介石当面下达的拆迁工厂设备去台湾的命令，将近千个大中型厂矿企业及数万名科技管理人员，完整地移交给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十分关心三峡工程建设，并作出指示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后，三峡工程被正式提上日程。抗战胜利40年后，孙越崎再次积极投入到三峡工程的有关工作中。
新中国初期，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就在地质、电力、交通等部门的协同下，开展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编制和三峡工程的勘测设计研究。毛泽东、周恩来等都对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建设问题非常关心，并作出指示。1958年3月，党中央通过了《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提出对三峡工程要采取积极准备和论证充分可靠的方针。此后，对三峡工程的研究工作又持续了3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等部门的领导下，三峡工程论证工作启动。已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建设组组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的孙越崎再次将关注点聚焦到三峡工程兴建的议题。
为了详细了解三峡工程兴建的有关情况，获得第一手详实资料，年届92岁高龄的孙越崎，亲自率领10人组成的长江流域综合治理和三峡工程调查组，于1985年5月30日由北京飞往成都，开启了历时38天的调研行程。
孙越崎在成都附近调查了都江堰和岷江上游，经重庆乘轮船沿三峡库区到万县、巴县、秭归，了解水库淹没和移民问题，再乘轮船视察了三斗坪三峡大坝坝址。通过葛洲坝船闸行至宜昌，改乘汽车经荆州、沙市，登上荆江大堤，察看迎流顶冲的盐卡险段。下坝乘坐汽车，直达武昌，最后于7月7日飞回北京。
沿途除了实地考察外，孙越崎还与各方面的专家和当地党政领导干部，开了40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了解交通运输、水利电力、地质地震、气象水文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孙越崎记忆力极强，有时没有笔记本，许多数据全凭脑记。
在孙越崎的带领下，调研组克服炎热的天气，白天行路考察或开座谈会，晚上调查组还要分析研究，伏案写调查材料。回到北京后，他不顾旅途劳顿，盛夏酷暑，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对考察所得进行分析、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