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不仅用来休闲，也是最好的社交场所。1940 年代有人在谈到茶馆的重要性时，便对茶馆作为社交场所的特殊功能，进行了非常全面的描述：
茶馆为民众普遍之聚会场所，不期而会者，往往在数十人或百数十人以上，此来彼去，交换轮流，不断离开，不断加入。于是茶馆与民众实际生活，时时发生密切关系，需用至广，要求极多，举凡通都大邑，县城重镇，穷乡僻壤，□□野店，莫不竹几横陈，桌凳罗列。上自政府官吏，下至走卒贩夫，各以其需要之不同，环境之各别，盘踞一席，高谈阔论于其间，会人者，议事者，交易者，消闲者，解渴者，种种行色，不一而足。于是茶馆无形中有吸引群众，使以此为活动中心之趋势，其适应能力至强，无人不思利用之也。
李劼人所描述的晚清便表明了市民对茶馆的依赖：“下等人家无所谓会客与休息地方，需要茶铺，也不必说。中等人家，纵然有堂屋，堂屋之中，有桌椅，或者竟有所谓客厅书房，家里也有茶壶茶碗，也有泡茶送茶的什么人；但是都习惯了，客来，顶多说几句话，假使认为是朋友，就必要约你去吃茶。”一首竹枝词也写道:“亲朋蓦地遇街前，邀入茶房礼貌虔。”在成都，熟人在街上相互打招呼，他们总是说：“口子上吃茶”“茶钱该我的”。虽然这经常不过是做一个“姿态”，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是由于人们经常在茶馆会面，所以这个招呼又是非常恰当的，也的确反映了茶馆中会友和社交的重要性。有人写道：“‘闲来无事把茶喝’是有风味的。可是，‘有事在×× 茶馆会’差不多已成了目前成都的中下级人士的习惯。”由于他们的居住环境不便，普通人有事相商或会友总是安排在茶馆里；由于那里既方便又舒适，即使居住宽敞的精英阶层也把茶馆作为他们的会客厅。吴虞在1915 年3 月的一则日记里写道，他雇了一乘轿子到城郊一个叫龙桥的乡场，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早饭后，到熊定山茶铺喝茶，等着开市。然后又与朋友“至彭大旗铺内吃茶”，在那里与佃户见面，讨论佃金的事。 这个日程展示出一个文人怎样度过他的一天，细读他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他经常在茶馆里见客和处理日常事务。
茶馆成为人们的聚会地，在那里可以会客见友，不用事先约定， 关于日常生活的许多决定也是在茶馆里做出的。徐维理（William Sewell）关于成都1920 年代的回忆便提到，如果一个朋友遇到麻烦，他们便到茶馆去讨论解决办法。还有人写道，人们喜欢去茶馆会客有三个原因：一是成都是个大城市，两人会面选两人住家中间地带的一家茶馆，这样大家都不用跑很远的路；二是在家里接待客人要准备饭菜，耗时费力；三是成都为省会，吸引来许多外地人，但在旅店谈生意既不方便也不舒服，因此茶馆是个好地方。
人们去茶馆不仅是喝茶，也是去交流最近的新闻，传播小道消息。如果一个人几天没有出门，想知道这几天有什么事发生，他便先去茶馆。特别是那些喝早茶的人，起来这么早到茶馆，固然是一种习惯，亦是一种心理需求，例如某人“在夜里发现了一点值得告诉人的新闻，一张开眼睛，便觉得不从肚子里掏出来，实在熬不住了。有时却仅仅为了在铺盖窝里，夜深的时候，从街上，或者从邻居家里听到一点不寻常的响动，想早些打听明白，来满足自己好奇的癖性”。即使他们没有什么消息急着要告诉他人，或并非迫不及待要打听什么事，照样一清早到茶馆。按沙汀的说法是“因为习惯出了毛病”，不到茶馆便难受。“他们尽可以在黎明的薄暗中，蹲在日常坐惯了的位置上，打一会儿盹。或者从堂倌口里，用一两句简单含糊的问话，探听一点自己没关照到的意外的故事”。在成都人的日常对话中，经常听见这样的说法：“我进城那天，就在茶铺里听见说了”，或者，“怎们〔么〕茶铺里还没听见人说？”的确，茶馆在邻里和社区扮演着信息中心的角色，所以有人评论道：
茶馆之中，时时可闻政情如何，军事如何，地方有何种新闻，某姓有何种事变，以及史料掌故之阐述，狐仙鬼怪之奇谈，均为各层社会分子所关心而亟欲知悉者，一至茶馆，各种资料，源源而至，辗转相告，传播迅速，发挥尽致，无孔不入，甚有好事之徒博访周咨，借充谈助，而自解其见闻之广，亦有留心社会情报，以求足不出户庭， 能知天下事。至于奸宄之徒，无聊之辈，混迹其间，或任意雌黄，混淆黑白，或捕风捉影，画蛇添足，以致蜚语谰言，摇惑人心者，亦往往发生于其间。
也即是说，茶馆既是得到信息之地，又是小道消息、流言蜚语传播的地方。这恐怕就是国家总是力图对这个空间严加控制的原因 之一。
茶馆也是人们日常交往的场所，正如阿格妮丝· 赫勒（Agnes Heller）所指出的，“日常的接触发生在自己的空间……日常生活清楚展示其空间，空间的经历和空间的理解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在茶馆，交谈便是日常接触最基本的形式，也是赫勒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的部分”。大多数茶馆谈话是随意的，没有什么目的性，正如民间俗语所说：“茶铺里头的龙门阵—想到那儿说到那儿”，西门附近的一家茶馆干脆就叫“各说阁”，把这种漫谈的气氛发挥到了极致。加入这种茶馆闲聊不需要任何准备或资格，人们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而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只要没有冒犯在场的任何人，实际上也很少有人真正严肃对待茶馆里的闲言碎语。在茶馆中，陌生人之间也能够夸夸其谈，也可以只是洗耳恭听，不言一语。所以李劼人写道，如果“你无话可说，尽可做自己的事，无事可做，尽可抱着膝头去听隔座人谈论，较之无聊赖地呆坐家中，既可以消遣辰光，又可以听新闻，广见识，而所谓吃茶，只不过存名而已”。这即是说，对某些人来说，喝茶本身并不重要，而意义在于与茶馆里人们的交往。三教九流都到茶馆，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或听来的故事，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高谈阔论。例如，少城公园几家茶馆的客人，很多是退伍军官、下野政客、政府职员、教师学生、文人骚客、棋类爱好者、妓女掮客、有产无产者，等等，所以成都有句流行语：“少城一日坐，胜读十年书。”虽然这是夸张之词，但茶馆的确是一个了解社会的最佳场所。如果一个茶客没有谈话兴头，他可以读书看报。在1930年代，顾客可以花几分钱从小贩那里租报纸看，看完一份后，还可以与他人交换。
在相当程度上茶馆即意味着“公共论坛”，茶馆聊天经常反映了“公论”。所以时人评论道：
民众真正意识，往往于茶馆中尽情发抒，盖吾人于茶余酒后，纵论古今，月旦人物，是非政法，表彰公道，善者则称颂不置，黠者则贬斥有加，里正乡绅，俱惧流言而不敢肆意恣行，恒恃此清议，以觇人心之向背，村夫愚妇，畏人指责，而不敢犯法为非，亦藉兹谠论，以维风俗于不坠，是无形之制裁，潜移默化，其功用足以补助法制者不少，苟能利用得当，则于茶馆中亦可收赏善罪〔罚〕恶之功效也。
这段议论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茶馆议论实际上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过去精英和国家总是批评茶馆是一个散布流言蜚语的地方，但该文作者反其道而行之，做了一个相反的解读。对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来说，茶馆里无遮拦、无控制的议论，按那些不喜欢茶馆议论的人来说可能是“流言”，能使他们“不敢肆意恣行”。茶馆议论对一般人也有一定警示作用，因为害怕邻里在茶馆议论， 所以也要尽量约束自己的不端行为。
在茶馆，人们谈论各种问题，从日常生活到政治外交，其内容涉及社会状况、习惯及文化。一名记者记录了一段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对话：
记者昨到花会某茶园，闻二人谈论。
甲曰：“乡间的人不敢穿好衣服，夜晚则穿起睡。”
乙曰：“省城的人衣服极力求好，夜晚脱完盖起铺盖睡。”
甲曰：“乡间人怕匪人抱童子，背起娃娃不敢睡。”
乙曰：“省中一点不害怕，放着娃娃，抱倒太太睡。”
甲曰：“乡人听着枪声，一晚到亮不敢睡。”
乙曰：“省中人晓得墙垣筑得高，是啥都不怕，睡到十二点钟才起来开早饭。”
虽然这份记录没有说明两人的背景，但从他们的谈话态度，可以推之甲住城内，乙住乡村。成都人一贯有藐视乡下人的心理，坊间流传着许多关于乡下人肮脏、愚昧、吝啬等荒唐的故事。虽然这段谈话表面上是关于城市和乡村不同的生活习惯，但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经历和面临的不同问题。生活在城市中相对安全，在乡村却时刻面临危险。城市居民似乎总是觉得高人一等，讽刺乡下人舍不得穿好衣服，怕小孩被绑架。乡下人羡慕城里人的好生活和安全感，但也反唇相讥城里人晚上不管孩子而抱老婆（可能暗示着性），睡懒觉（暗示着懒），这都是传统价值观所鄙视的。
与普通人一样，精英也是茶馆中的活跃分子。学者喜欢在那里吟诗论画，人们称他们为“风雅之士”。有些人把书带到茶馆里阅读，所以有人写道：“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品茶看书，当然颇为高雅。一些地方文人喜欢到茶馆“摆诗条子”，玩这个游戏时，他们把两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放上几张大纸，上面画许多格子，每个格子填进一首唐诗或宋词。他们有意写错一两个字，邀请在场的茶客纠错。如果茶客改对了便有奖，错了便付十文钱。一些文人还把他们的作品拿到茶馆去展示。例如，吴虞把他写的诗印出，贴在茶馆里供人观看，欣赏的人可以购买。在他1915年的一则日记中，提及自己派人把印好的诗送到品香茶社；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到他去养园（茶馆）会友时，发现那里也贴了不少自己的诗。文人一般都有自己钟情的茶馆，吴虞经常到品香茶社，因为那里有他钟爱的演员陈碧秀，他还在茶馆卖自己所写的关于陈碧秀的诗。吴与朋友上午到品香茶社去看陈的演出，下午约了更多的人到那里。吴在日记中写道，陈为有吴捧场颇显兴奋，“其视线恒在余等，一座皆笑，碧秀亦笑不能禁也”。显然，吴虞为能得到这位名伶的青睐很是得意。看来在民国时期，成都文人似乎对与优伶的来往纠缠并不忌讳。
有的茶馆颇像社会俱乐部，共同的爱好把人们聚集在一起。百老汇和惠风茶园坐落在鸟市附近，因此这些茶馆成为玩鸟人的聚会处。黎明时分，他们便提着鸟笼来到茶馆，或互通心得，或做交易，或只是聆听屋檐下或树上鸟笼里各种鸟的歌唱。中山公园的乐观茶园也是养鸟爱好者的集中地，人们在那里做鸟雀的生意，交流饲养经验，形成有名的“雀市”。一名记者1936年报道，他到乐观茶园，发现里面热闹非凡，间杂着各种鸟叫。人们不仅在那里买鸟作为宠物，还买麻雀等在阴历四月初八的放生会释放。该记者以负面的语调描写这些待售的鸟不断地“悲鸣”。一个卖鸟食的小贩告诉记者，不少鸟是作斗鸟娱乐和赌博用。这些斗鸟的食物颇为讲究，都是鸡蛋、鸡肉和牛肉，甚至还有人参等补品。在茶馆里卖作为鸟食的虫子，一天可以挣几千文。
养鸟不仅是一个爱好，鸟还成了“挣钱的工具”。而斗鸟赌博经常是在茶馆里进行的。民国时期，斗鸟经常在城外进行，像西门外的洞子口和北门外的天回镇等地。这是一种公开活动，参加者众多，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还有裁判，胜者还要穿红。斗鸟不过是茶馆中多种赌博活动之一种罢了，打麻将、玩牌下棋、抽签等都可以赌博。晚清作为赌博工具的麻将被禁，但到民初禁令松弛，死灰复燃。1928 年，彩票进入成都，在繁荣的商业区到处是售卖彩票的铺子，彩票业公会便设在北城公园的静安茶社，每个月阴历初六，人们挤在茶馆里急切地等待公布号码，公会还要为获大奖者披红，骑马在街上遛一圈。赌博形式多样，除了玩牌和麻将、下棋、斗鸟等大众方式，还有更“高雅”的做法，例如警察报告在中山公园的中和茶社，一些“无聊文人”以吟诗进行赌博。
精英和政府皆认为茶馆赌博是一个严重问题，虽然颁发了不少规章，但这个问题并未能解决。一篇1918 年发表在地方报纸上， 题为《扑克害》的所谓“警世小说”，便以批评赌博为主线，讲述一名年轻人在茶馆碰见一个爱玩牌赌博的朋友，结果他们正在茶馆聊天时，警察把他的朋友带走了，罪名是偷窃。这篇小说以这样的句子开始：“一少年危坐于公园之某茶社，其年纪约略二十左右，着革履，眼垂金镜，周身衣服均缘以火盆似青缎边，举止浮薄，一望而知为浪荡之少年。时夕阳西下，几行雁字似指引游人之归去。坐客亦渐稀，茶博士则收拾其桌椅，清洁其地面，为状至忙碌。顾少年则仍坐不稍动，面色一若重有忧者……”作者将茶馆作为小说的场景，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茶馆总是人们休闲解闷、看朋友、玩牌下棋、赌博之地，也是人们最经常去的地方，因此作者很容易把读者带进他所设计的情境之中。
茶馆是最便宜的休息和社交场所。一个人可以独自到茶馆，躺在竹椅上几个小时，读书，嗑瓜子。虽然一碗茶的价格在不断上涨，但较之其他东西，吃茶仍然是相对便宜的。1949年的一篇文章说，“年头不对，在苦闷中生活着的人们”，在这个“可恶的时代”，如果“想换得喘口气的机会”，“那我劝你上茶馆坐坐吧！躺在竹椅上，两手一摆，伸下懒腰，什么不如意的事，都会忘得一干二净，马上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茶馆实际上是一个避难所，人们在那里可以暂时得到安宁和满足。因此，批评坐茶馆的人，可能很少站在普通茶客的角度，设身处地地考虑他们喜欢茶馆的真正原因。
本文选自《显微镜下的成都》第二部分 《茶馆：打开微观世界》，转载自公众号“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