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是我国著名的英雄人物，千百年来，作为忠义符号，倍受人们崇敬。景炎三年（1278）十二月，文天祥被俘于海丰五坡岭，第二年正月，被元军押上海船，走到崖山时，元军统帅张弘范要求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在此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其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舍生取义的千古名句。不久，文天祥被押解至元大都，后因屡次拒绝元世祖的招降，被杀于元大都柴市。当文天祥的死讯传出后，南宋士子们不但不伤心，反而相互安慰，既“歌”且“贺”，这是为什么呢？
文天祥兵败被俘后，虽然想以死报国，以成忠节，然造化弄人，他未能像张世杰、陆秀夫那样立即死国。这不免让那些对他期望甚高的江南士子疑窦丛生，认为其贪生怕死，苟活于世。这是他们难以容忍的，于是想方设法，敦促文天祥死节，以全忠孝节义。
当文天祥被押解北行，途径青原时，他曾经的幕僚王炎午费尽心血，精心炮制了一篇《生祭文丞相文》，劝文天祥死。他在文中列举了历代忠臣贤士的典故，申明厉害，敦促文天祥为国尽忠，舍生取义。在王炎午看来，文天祥具有成为忠节典范和千古名臣的潜质：他是状元，是读书人的楷模；是不计利害、犯颜直谏的诤臣；是为官清廉、颇有作为的能臣；是振臂一呼、为国纾难的忠臣；是将身死置之度外、只身勇赴元营的状元宰相。在士人们看来，文天祥实为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人物，所欠唯有一死，一死之后，忠孝节义全于一身，封建伦理纲常得以践行，堪称完美。
因此，以王炎午为代表的士人促文天祥死节的愿望十分强烈，这从王炎午的行动即可看出。他写好祭文后，抄录多份，与友人四处张贴，进一步以行动迫文天祥死。文天祥是否看到此文，史料并无记载，他的诗文中也没有关于《生祭文》的任何回应。或是元军看守严密，文天祥并无机会看到。王炎午苦心孤诣，计划虽然落空，但影响甚大。文人们对《生祭文》赞许有加，此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南宋士人们的心理和愿望。
王炎午虽写有《生祭文》，且千方百计想让文天祥读到，终未能实现。而另外一人王幼孙，在文天祥被押解途经庐陵时，当着文天祥的面，宣读了他自撰的《生祭文丞相信国公文》。元代程钜夫在《雪楼集》记载了当时的情景：幼孙字季稚，是为自观先生……宋之亡，其友文丞相兵败，执以归。过庐陵，谒于驿舍，为文祭之，期以必死。辞气忼忾，左右呜咽，莫能仰视。
以生祭文形式劝文天祥死，只是南宋遗民行动的一部分，为更加直接地敦促文天祥尽忠，士人们千方百计寻找机会面对面劝其死节。钱塘人汪元量曾利用为元世祖奏琴之机，多次到狱中探望文天祥，并趁机劝其以死尽忠。关于汪元量探狱一事，文天祥在其诗《胡笳曲序》中亦有提及。
作为文天祥好友，汪元量并未因友情劝文天祥偷生，反而劝其以忠孝白天下，说明当时社会上，尤其是士人群体之间，已形成了促文天祥死节的舆论氛围。故当文天祥的死讯传出后，士人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悲痛，反而显得很高兴，颇违常理。
自古以来，士人讲忠君，重气节，在理学发达的南宋更是如此。文天祥是当时抗元的旗帜性人物，其才学和品格是江南士人的楷模，形象堪称完美。他被俘后，在士人看来，唯有死节才与其身份、地位相称，才能维护纲常。当文天祥死讯传出后，是数年来一直期盼文天祥尽节的愿望至此终于实现，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故相互安慰，既“歌”且“贺”了，也就不难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