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诸葛亮作为师表形象一直被人们景仰和膜拜。特别是在民间传说和文学演义中，诸葛亮简直成了忠诚和智慧的化身，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无限神化和放大。然而诸葛亮到底是人而不是神，既然是人便有人的缺点和不足。那就让我们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品读一下诸葛亮的缺点和不足吧。
诸葛亮自隆中出山，首提隆中对战略，接着火烧新野，游说联吴抗曹，助力大战赤壁，乘势辅助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在他的精心运筹和综合治理下，相对弱小、基础薄弱的蜀国，得以和曹魏、孙吴三足而鼎立。仅凭这些，诸葛亮就可以担得起政治家、战略家这一称号的。然而，审视诸葛亮主张和推行的政略战略，还是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比如著名的隆中对战略。诸葛亮主张“一旦天下有变”，“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实际上这是不符合兵家集中用兵的基本原则的。再者，荆、益二州本身中间是三峡天堑，也难以在战略上相互呼应。
诸葛亮十分看重战略要地荆州，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缺乏战略总体考量。正史之中，“刘备是有意还荆州的，法正等也有这种想法”。而诸葛亮坚持荆州不还。不还荆州自然会与东吴结怨，这就使蜀汉面对东吴和曹魏两个敌人，这也与诸葛亮一向坚持的联吴抗曹的大战略相悖；放弃荆州不仅能结成东吴这个战略同盟，而且大将关羽的十余万精兵从前出的战略态势回归西川，可极大地加强蜀汉的整体防御力量。
对于隆中对战略，曾有这样的评价：“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帅克认为这一评价还是很客观中肯的。
再比如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出师表》称，“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这种“疲弊”的大战略背景下出兵，显然并不合时宜。更何况先后六出祁山，连年征战，结果国力大耗，次次无功而返，国势也愈加“疲弊”。至于诸葛亮本人，更是死而后已，直到病逝五丈原，使后人发出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无限慨叹。
也有一些人为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开脱，主要观点是弱小的蜀国只有奉行以攻为守的策略，才能更好地图生存、求发展。这种说法显然是牵强靠不住的。三分天下，蜀国既是最弱，那就干脆学勾践的“卧薪尝胆”，这是最基本的、朴素的道理。更何况，三国之间的战略博弈，大三角关系之中，最弱小的一方通常战略回旋空间余地会更大一些，反倒更容易把握和驾驭。
然而，弱势的蜀国在诸葛亮的主政下，并没有把握和驾驭好这种博弈，反到是以所谓的正统观念、“兴复汉室”等来绑架蜀国的战略，这就难免使蜀国的大战略带有很大的外向性和盲动性。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和姜维的九伐中原都是这一大战略下的产物。其结果是这一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大战略根本行不通，最终吃亏的往往是蜀国，最终最先灭亡的也恰恰是蜀国。
提起诸葛亮的统兵打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草船借箭、赤壁借东风、三气周瑜、安居平五路、智斗司马懿等一系列的神操作和大手笔。人们总是以为诸葛亮料敌如神、用兵如神，没有打不赢的仗，没有战胜不了的对手。唐代更是将诸葛亮奉为“武庙十哲”之一。
实际上，这些都是传说和演义有意无意地将诸葛亮的军事才能神化和夸大了。鲁迅那句话说得好：“状诸葛之智而近妖”。但诸葛亮是人，不可能具有“妖”的本事。
其一，刘备在世时，诸葛亮更多扮演的是刘邦手下萧何这样的角色，真正领兵打仗的机会并不多。据《三国志》记载：“先主外出(征战)，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取益州刘备带的是庞统，取汉中刘备带的是法正，即使是举国之力伐吴的夷陵之战，刘备也没有带诸葛亮。包括后来刘备托孤时，将“兵权交给的也是李严，而不是诸葛亮”。
其二，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经与李严较量夺回兵权，这才有机会真正亲自挂帅出征。诸葛亮亲自挂帅出征的最主要杰作就是六出祁山。一出祁山的时候，刚开始还打了几个小胜仗，占了一些地方。但接着的是失街亭一个大败仗。之后的几次出祁山，也鲜有大的亮点。特别是像曹操打赢官渡之战、周瑜打赢赤壁之战那样有决定性影响的大战，诸葛亮从来没有组织指挥过。
其三，诸葛亮六出祁山采用的战略战术，总体来讲乏善可陈，靠这种战略战术打败强大的魏国根本不可能。“诸葛一生唯谨慎”。而兵家最注重奇正结合、出奇制胜。历史上的白起、韩信等军事大家用兵概莫如此。但诸葛亮的六出祁山，每次出兵的方向路线、策略方法大都是一样的。致使魏国早有防备、严阵以待，结果六次出兵都没有达成预期战略目的。再反观三国末期，邓艾率领几千军士偷渡阴平，直捣蜀国国都，一举迫使蜀国投降，这是何等高超的战略战术呀！
《三国演义》等小说和影视中，经常描述诸葛亮会给遂行任务的将军几个锦囊，并要求到关键时刻拆开按计行事。实际上，这种锦囊妙计也是诸葛亮按部就班、亦步亦趋战略战术思维的根本体现。这种思维不可能那么前瞻、那么富有远见。尽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节奏较慢，但即便再慢，战场上的情况变化也不会少的，靠关键时候打开所谓的锦囊，“黄花菜早就凉了”，基本上是没多大用的。
诸葛亮后期主要对手司马懿曾这样评价诸葛亮：“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三国志》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也不高：“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多年对手，他的评价应该说富有针对性和客观性的。而《三国志》作为正史，对诸葛亮军事才能的评价也应该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刘备在世时，以他的贤德和魅力，将一大批文臣武将聚集在他的麾下。包括诸葛亮、庞统、法正等治国理政能手及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等“五虎上将”。蜀国人才群体一度达到顶峰。
刘备去世后，蜀国的人才政策延续性执行性显然不够，人才战略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导致人才群体越来越弱化。及至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窘境。
出现这种人才窘境，无疑诸葛亮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食少事烦诸葛公”。诸葛亮大事小事统抓统管，甚至是军中只要是“二十罚已上皆自省览”。“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虽体现了诸葛亮高度负责精神，但无疑也扼杀了他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导致了诸葛亮治下的蜀国，出现了没有发现好人才、没有培养好人才、没有使用好人才的局面。
尽管诸葛亮《出师表》中也推荐了几个人才，包括“此皆良实，智虑忠纯”的“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军事人才方面提到了“性行淑均，晓畅军事”的向宠将军。然而，从后来的历史和三国人物志上看，这几个人除费祎还有点名气外，其他人并没有怎么突出的表现。
包括诸葛亮后期极力培养使用的姜维也是如此。《三国志》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显然，《三国志》对姜维的总体评价很一般，只是“粗有文武”而已，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说明姜维的缺点和不足还是很突出的。
至于看人看走眼启用马谡就更不应该了。其实，刘备早就提醒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告诫听入于耳，在街亭这么重要的战事之中，还是偏执地启用了马谡，结果导致街亭大败，最后不得不上演出挥泪斩马谡的历史悲剧。
人才是根本，人才是关键，人才是王道，而诸葛亮在这方面做得显然是不够理想的，甚至是存在好多问题的。这也是蜀汉较之其他两国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帅克认为，客观品读诸葛亮，包括品读他的缺点和不足，这并不影响诸葛亮的地位、形象和功绩。千百年来，人们讴歌诸葛亮、喜欢诸葛亮、传颂诸葛亮，肯定是有它存在的道理和原因的。特别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事业精神，政治上无限忠诚的可贵品质，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一向倡导的传统美德。既然是这样，帅克到是觉得，诸葛亮千年师表的神化形象一直固化下去、流传下去、影响下去，不也是挺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