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蓝梦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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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
柳永是他那个时代最声名显赫的天王巨星，地位大致相当于华语乐坛的林夕+罗大佑+周杰伦……
在北宋仁宗朝，或许有人不知道官家姓赵，但无人不会吟唱柳永的词作。
从《忆帝京》中的“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到《蝶恋花》中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再到《雨霖铃》中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的惊艳词作，即便到了今日也是传唱不衰的经典。
但是，柳永的词美则美矣，却始终摆脱不了一个“俗”字。
柳词风格香腻，语言直白，主要描写对象是风花雪月和儿女情长。用最通俗的语言书写人们最喜闻乐见的内容，比如他的巅峰之作《雨霖铃》就是写给青楼情人的分别之词。这样的路数让柳词备受市民阶层的喜爱和追捧，也让柳永成为北宋最炙手可热的流行教父。毕竟，普通百姓大多没有太高的文学修养，无法体会“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惆怅，无法领悟“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落寞，却很容易感知“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的快乐。
柳词备受市民阶层追捧的同时，却也遭到了主流文人的抨击和鄙夷。以宰相晏殊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普遍推崇的是“雅词”，可以写风花雪月，可以写儿女情长，但是，要含蓄而不露骨，要雅致而不恶俗。在他们看来，柳永只是个写艳词的“流量明星”，走的是三俗路线，根本不登大雅之堂。
宋人王灼在词曲评论笔记《碧鸡漫志》中这样评价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柳词语言粗浅，内容三俗，柳永的粉丝大多文化素质极低。
王灼的这番言论并非他的一己之见，而几乎是古代主流文人的一个共识。
比如，刘永济在《唐五代两宋词简析》中说：“其（柳永）通俗之作，本代歌妓抒情，自必为此辈所喜闻乐道者，故其所作，传布极为广泛。”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说：“耆卿（柳永，字耆卿）失意无聊，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唱。”
这两句是说，柳永科举落地，仕途失意，于是流连于勾栏，专门为歌妓写歌，写的也都是风月之事，因为内容喜闻乐见，语言通俗易懂，所以流传广泛。
又比如，陈师道评价柳词说：“骫骳从俗，天下咏之。”严有翼评价柳词说：“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
这两句则直截了当，指出了柳词的最大特点——俗。因为俗，所以俗人喜欢，因为俗，所以天下流传。
再比如，同为宋朝婉约派代表人物的李清照，对于柳词，更是一万个看不上，她在《词论》一文中直言不讳，痛批柳词曰：“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
所谓“尘下”，意思就是庸俗不雅，格调不高，李清照真不愧为性情中人，鄙视其老前辈来，嘴下丝毫不留情面。
但是，也并非所有主流文人都瞧不起柳词。比如，一代文豪苏轼和他的门生们就曾多次为柳永“平反”。
苏轼曾言：“人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苏门四学士”中的晁补之也曾说：“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真唐人语，不减唐人高处矣。”
苏轼与晁补之都认为，柳词即便以“俗”为主流，但其中也不乏“雅作”，《八声甘州》一词就十分雅致。
柳永的“俗词”到底具不具备文学性？这个被争论千年的问题有点类似于美国歌手鲍勃·迪伦到底有没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笔者认为，柳永的“俗”，是“通俗”和“市俗”，但未必等同于“庸俗”和“恶俗”。诚然，他的某些词作确实“俗”得比较明显，比如描写“消费体验”的《昼夜乐》，但这些词注定只能爆红一时，真正能够经久不衰的，还是相对“雅”一点的词作，比如上文题及的《忆帝京》、《蝶恋花》、《雨霖铃》等。柳永的这些名篇，虽然主题也都是男女情爱，但终究是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所谓“俗”与“雅”的区分，也不过是人为界定的。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是俗是雅？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俗是雅？贾平凹的《废都》是俗是雅？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对“俗”与“雅”定义都不同，有的人，能从“俗”中看出“雅”，也有的人，能从“雅”中读到“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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