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读了一位学者关于秦朝历史的读书笔记，里面说秦朝(指秦始皇时代)没有“提出理想”，所有的诏书“没有说建国的目的是什么”，从而得出结论，秦朝是一个“没有社会基础支持”的帝国。虽然这一观点在汉初“过秦论”中得到了理论支持，但对秦始皇却是一种不公平的理解。事实上，秦始皇并不完全是一个从战国混战中崛起的暴君，也不能完全将其行为视为统一后秦社会的对立面。打破旧的政治秩序后，秦始皇还对建设新的社会秩序进行了思考。然而，一些历史真相往往隐藏在历史的细节中。没有仔细的经验和具体的分析，很难把它挖出来。先来看看沙丘遗诏的端倪。
秦始皇继位的第三十七个年头，其游览了东南部后准备西归的时候不幸在沙丘因病去世。《史记》中对秦始皇之死的记载颇为详细，说是秦始皇死前给扶苏留了一个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这意味着扶苏应该回到咸阳参加葬礼。这份遗诏还包括了《李斯传》中的“以兵属蒙恬”及“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等等话语，这表明要知道遗诏的实际状态是什么样子已经很难知晓了。秦始皇有20多个儿子，胡亥是为他所爱的最小的儿子，当时就在他身边。虽然扶苏是长子，秦始皇似乎不太喜欢他。那么这个遗嘱法令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赵高看出了其中玄妙。他告诉胡亥：皇帝只给了长子下御，这清楚地表明他将立扶苏为皇帝，胡亥也认为这是他父亲的意思。从那以后，便是人们熟知的赵高与胡亥和李斯合谋篡位害死扶苏的故事了。这也成了秦朝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汉朝初年的政治评论家贾谊认为，秦之所以迅速死亡，是因为“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一场战争、一次进攻和一次夺取，而“守”是稳定和保存。那么，秦始皇统一后的十年里，是不是除了落得“暴君”的恶名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呢？秦始皇真没有考虑“取”和“守”的问题吗？
首先，秦始皇有在社会建设中求“同”思想一览无余。
秦始皇在位26年，诸侯纷争彻底结束，大一统世界开始建立。建立之初，秦始皇拒绝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社会管理制度的并行，而采用单一的郡县制。这样，帝国的社会管理完全集中，世袭贵族和分封藩臣消失了。秦始皇本人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和平”与“求其宁息”。二十六年里，秦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这里“一”和“同”其实与“统一”并无二致。“求一”和“求同”的思想和行为与当时的社会密不可分，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秦始皇的“同”到底是好是坏呢？我们必须做一个具体的分析。例如，统一的法律有利于社会，统一的文字、统一的道路、统一的计量单位和统一的货币都有利于社会。如果我们与战国时期混乱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好处会更大。可见，自战国以来，秦始皇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从长远的角度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
第二，秦始皇没有完全接受法家的社会思想。
儒家认为社会的统治应该建立在礼仪和道德的基础上，而法家则认为社会的统治应该依靠法、术、势达到“愚民”的目的。法家对儒家社会思想怀有敌意，这在韩非的言论中最为典型。然而，对秦文献的仔细考察表明，秦始皇强调“法”，但并没有放弃“儒”。秦始皇曾在邹嶧山立石，当地鲁生便一同参加了讨论。泰山上的碑文仍然依稀可见“男女礼顺”的字样，此后，秦始皇在琅邪石刻中又曾说到“法度”必须“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此外，秦始皇还强调改变风俗习惯，创造“廉清”天下，诸多事例中都类似儒家思想影子。
第三，秦始皇“民本”思想的体现：“节事以时”。
在新出土的里耶秦简，洞庭知府在发给下属县的官方文件中说：“田时（也），不欲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这篇文章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二年二月颁布的。官方文件强调，应该尽可能利用罪犯来承担徭役的负担，特别是老百姓在农忙季节应该小心谨慎。如果为了筹集更多的钱而增加赋税，应该立即受到法律的惩罚。这似乎与我们对秦朝滥用文官权力的印象不一致。事实上，这种行政方式从中央政府开始，并蔓延到地方政府。例如，在始皇二十八年的琅琊石刻中，秦始皇说，国家应该“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忧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结合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不难看出秦始皇的方针是得到了落实的。
本文无意推翻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但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统一后的秦始皇，除了深受大家熟知的法家思想影响外，还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并因此付诸实践。他想把他未竟的事业移交给扶苏，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也正好反映了他思想的另一面。然而，历史在这里走了弯路，让人感到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