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日，丹阳三城巷村的南朝陵墓石刻群处，发生了一起违法私拓事件，涉事师生所拓印的石刻涉及南朝皇帝、王侯的石兽、墓碑，都属于比较珍贵的石刻文物。
此事一经报道，立即在网络之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有人不禁疑问，为什么这些师生不去选择同时期的私碑、石刻拓印学习，却偏偏要打这些国家级文物石刻的主意呢？
私拓文物属于违法行为，但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涉案人员选择这些文物拓印，除却一些主观原因外，应该还有一个客观原因，那就是该时期的墓碑、石刻，确实不多。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谈一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碑禁制度，正是因为这个制度的实施，才使得该时期的厚葬行为、墓碑石刻大为减少，也让后世一些研究当时碑文、石刻的学习活动，大多只能借鉴那个时期皇帝、公侯们的墓碑、石刻。
让我们一起走近历史，近观中国碑制的历史沿革，来共同了解那一段特殊的碑禁时期。
中国的碑文化
一、最原始的碑
宫必有碑，可以使日影，引阴阳。——《仪礼.聘礼》.春秋
春秋时期碑的概念与后世不同，但那时的“碑”更多是用来指代一根竖起来的石条，而这根石条的用途却是非常多样，比如像日晷一样辨别日影；树立在墓穴当中，用来引棺下葬；还有树立在宫庙门旁边，用来栓绑牲口等，可以看出当时“碑”的实用性很强。
二、东汉时期的碑
到了东汉时期，“碑”的形象和用途已经渐渐开始发生转变，记功颂德、刻碑铭颂成为了碑身的承载内容，借助石碑的凝固，传于后世，立碑于是就成为了世人丧葬的一种丧俗。
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谓之碑也。——《释名.释典艺》.刘熙.汉
从臣子追述君父之功，到树立于墓穴之前的生平记录，东汉时期，为墓主记功颂德的碑刻渐渐成为了当时营丧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碑刻的兴盛恰恰正是当时社会崇尚厚葬之风的一个缩影。
一、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事死如事生
在汉代时期，朝廷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理念，儒家思想从朝堂之上流播到整个国家社会的各个方面，儒教中的孝道观念提倡，事死如事生，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之下，崇尚厚葬、繁琐丧葬礼仪渐渐为了社会风俗的主流行为。
文帝葬芷阳, 明帝葬洛南, 皆不减珠宝, 不起山陵, 墓虽卑而德最高。今京师贵戚, 郡县豪家, 生不极养, 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 糯梓鞭栋多埋珍宝偶人车马, 造起大家, 广种松柏, 庐舍祠堂, 务崇华侈。--《潜夫论.浮侈篇》.王符
二、社会风气，府主故吏
中国人历来讲究关系学，社会关系在古代更是立身的根本，古代阀门家族、亲朋挚友、门生故吏，这些复杂的关系都是个人立足世间的根基，特别是东汉实行的“举察制”，能不能当官就是这张关系网说了算，因此世人在为人处世上，更加重视平时的人际关系，在婚丧嫁娶这种人生大事上当然不敢有丝毫马虎。
朋友圈里的人去世了，人家葬礼办的那么风光，平时的亲朋故吏自然不能不去捧场，大家去了空手也不行，拿东西吧人又已经故去，什么也用不上了，那就送些好听的话吧，将这些讴颂之词镌刻在石碑之上，让那些还活着的人也看着高兴，再没有比这更合适不过的了。
年七十，熹平二年卒于家，弟子陈留刘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颂之。--《后汉书.姜肱传》欲率荆、江、湘三州旧吏，建碑陇首。--《南齐书.豫章文献王传》
在当时私人的墓碑有很多就是由前来赴丧的亲友、门生、故吏所捐资营办的，大家都是自己人，这张关系网上，彼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对于筹办碑文，立碑颂德，众人也都很上心。
三、 碑文攀炫，丧葬奢华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宋书.礼制二》
既然厚葬之俗在汉代蔚然成风，那么碑刻、石兽这些配套设施自然也就成为了这股风潮的实物体现者。
碑文必须要要请名家来撰写才显得有面儿，当时的一些名人文士如杨修，皇埔规、蔡邕等都曾有替写碑文的记载。
四方之士千余人, 皆来会葬, 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 蔡邕为其文。——《后汉书.郭泰传》
而且光请名家执笔也不行，还得把逝去先人的功业大肆宣扬一番，方显得家族门楣面目有光，可万一这位先人生前比较低调，实在写不出来啥功绩可该怎么办呢？没事，咱不还有一个“吹”嘛，闭上眼一顿瞎编乱造，表面看上去风光也可以。
我们熟知的东汉才女蔡文姬，其父亲蔡邕，就是东汉的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在当时，其自然会被社会历练成一个碑文写作大家，蔡邕平时便没少被人请去执笔碑文，肉麻的话肯定也写了不少。
蔡邕就曾与卢植言道：
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后汉书》
这种碑体文章，专致词藻华丽，不求言语真实，为墓主脸上贴金，没有丝毫底线，世人看着都觉得脸红，私下称之为“谀墓辞”。
而这种奢侈、荒诞的厚葬风俗也慢慢从上层开始向民间扩散，并日渐成为了一种严重的社会流弊，为了正本清源，一个以禁碑为代表的禁止厚葬制度，正在朝廷的酝酿之中。
碑禁制度的开始
建安十年， 魏武帝以天一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书.礼制二》十年春正月，攻谭，破之，诛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令民不得复私讎，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三国志》
曹操是禁碑令的最初下达者，其作为乱世奸雄，是在战火纷杀里钻出来的人，见惯了尸山血海，其自然没有那么多腐儒的愚孝思想，曹操不仅下令地方禁止厚葬行为，自己也以身作则，选择薄葬而终，自己的后世继承人也都严格遵守薄葬制度，以昭示天下，力图纠正奢靡的厚葬之风。
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遗令》.曹操 寿陵因山为体, 无封无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终制》.曹丕
有人可能会想到，这曹操之所以会选择薄葬是不是因为其手下曾经有过那么一批翻山越岭，盗墓挖穴的高手们——摸金校尉呀，看到那些陵墓被后来的人翻成那样，自己也看开了呢？或许有这方面的影响，但作为政治家，影响其制定碑禁令的因素，主观影响肯定不是主要原因。
一、思想上，儒教经学没落，佛道玄多家思想并起
曹魏时期，虽然天下仍然以汉代的孝道为准，但经过战乱的洗礼，一些儒教思想受到现实的冲击，人们开始转身去寻找另外一些适合自身的思想和经教，于是这个时期，佛、道、玄等多家思想并起，诸多思想迅速被广大世人、文士所接受，一时间玄学流行，佛教大盛，道派崛起，反观儒教则渐渐成为了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思想，魏晋风气渐渐形成。
在丧葬上面，玄、释、道有着各自的看法，但都与儒教的厚葬观点相左，它们都提倡薄葬：
玄学的观点：
玄学家们提倡人生在世，苦短无常，应该及时行乐，不应被世俗所过多束缚，其在思想上寻求顺应时变处世之道，他们反对当时的奢靡厚葬之风，反对立碑、石刻这些表面文章，其从自身的不仕洁身做起，主张“以身亲土”。
道家的观点：
戒气绝，令二人举尸即坎，绝哭泣之声，止妇女之送，禁吊祭之宾，无设抟治粟米之奠。又戒后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树。——《三国志》
道家一直提倡无为而治，清淡寡欲，他们不仅对入世不感兴趣，也对儒教的奢靡孝道嗤之以鼻，老庄的无为思想，在魏晋时期，大为盛行，当时的一些官员在临终前也会嘱咐家人，务必薄葬。
释家的观点:
佛教就更加反对奢靡葬礼了，什么碑文，什么石刻，都是一堆土，虚空罢了，在轮回观念的影响下，世人更加相信没有什么必要为这身臭皮囊去花费那么多精力、物力，裸葬、火化、返真式的葬礼，不立碑，不石刻，则成为了对当时与奢靡厚葬冲击力最强的行为方式。
有着思想上的指导还不行，毕竟如果大家很富裕，钱多人傻，就是喜欢厚葬，当政者也不好说什么。
二、经济原因
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三国志》
东汉末年自黄巾起义开始，中国便进入了一次大的动荡时期，战火焚燹，民不聊生，天下凋敝，广大农民流离失所，辗转逃亡，下面的民众生无立锥之地，上层的达官贵人，其实也是并不富裕，整个社会的阶层亟待休养生息，而此时继续前时期的奢靡厚葬的话，不仅现实不允许，同时也是对民生的一种拖累。
禁碑令的出台也正是为了“正本清源”，执政者希望能够遏制奢靡的厚葬之风，其实在现实的经济条件下，大家最终选择从简治丧，也是一种务实之举。
碑禁的执行情况，也有例外
那么那段时期是不是天下都没有人立碑了呢，自然不是，否则我们也听不到那些石刻、碑文被拓印的消息了，有三种情况是不受碑禁令约束的。
一、皇帝本人，我的地盘我做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管着国家的走向和大政方针，操了那么多心，临了连个好评都不给，太让人寒心了吧，而且继位者如果不给先人好评的话，自己这个位置怎么也感觉坐得不得劲，因此皇帝的墓碑、石刻是不能少的，最多按照先帝遗愿，尽量从简，尽量这个不好量化的单位，确实不好把握，看着办吧，可谁又敢委屈了先帝呢。
二、有功大臣，嘉令表彰
见贾遗碑像,念之枪然。--《三国志》
对于那些立功了的大臣们，在其临终时，朝庭也会破例，明令为其立碑，将他们的功劳彰显天下，这些人与皇庭休戚与共，彰显他们的功劳，也是彰显皇家的威仪。
三、民间请求，朝庭准许
民赖（郑浑）其力，刻石颂之。--《三国志》
对于民间给予当地官员的好评，朝庭一般也不会驳回，毕竟那是自己的官员，在外面干得好，给自己也长脸了，因此，民间请求立碑，也是被允许的。
但毕竟这些都属于少数事情，在魏晋时期，在禁碑令之下，墓碑、石刻在民间还是属于违禁之物，因此流传后世所见不多，那么其后面的时期是个什么情况呢？
魏晋南北朝的共识
曹操自己也没有料到，自己的这个碑禁政策竟然能够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的时期内，不管王朝如何兴替，这个政策却一直被执行了下去，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一个社会共识。
虽然随着战乱割据，南北朝的碑禁时张时驰，但国家对民间厚葬风俗一直是严令禁止的，只是在厚葬风气收敛时，对碑铭也会放松一下，当厚葬之风再次抬头，墓碑便会成为首先打击对象。
（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隋书.礼仪》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南齐书》
太傅，竟陵王萧子良去世，尚且不被批准立碑，其他官员、百姓则更加不可能例外了，这个时期碑禁令一度还比魏晋时期严苛。
正是因为这个源自魏晋时期的碑禁令，使得南朝时期的碑碣数量不多，也使得民间的墓碑、石刻、石兽的数量、规模都历史上其他时期，相对来讲大为减少。
虽然这个时期的墓碑、石刻较少，但我们还是应该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去学习和探究这些珍贵的碑石雕刻文物。
结语：
最初的碑石并不是作为墓碑出现的，当后续奢靡厚葬之风盛行之时，其又被推到了个突出的位置之上，名士撰文，吹嘘夸耀，使得碑石成为了当时的厚葬之风缩影之物，因此当执政者下决心要一改奢靡厚葬之风时，碑石等物便首当其冲，碑禁也是理所当然之举，在后续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碑禁制度也一直延续执行着，其也成为了后世这段时期石刻，碑文较少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少，才弥足珍贵，才更加不容对其的违法破坏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