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政权更迭频繁、战争绵延不绝的乱世。这个历史段落中的韩学，可以从实践与理论两个方面来透视。
从实践层面来看，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韩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政治人物身上：
一是晋元帝。据《晋书·阮籍附从孙孚传》，孙孚“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按照这种说法，自觉地“用申、韩以救世”的晋元帝，几乎是走上了一条秦始皇的政治路线。又据《晋书·庾亮传》：“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看来，晋元帝试图把《韩非子》作为培养太子的政治教科书。把这样一些零星的史料拼接起来，晋元帝对韩学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
二是宋武帝。据《宋书·恩幸列传·序》：“孝建、泰始，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曾不知鼠凭社贵，狐藉虎威，外不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这里所说的“主威独运”可以归属于韩学理论，“主威独运”的实践就是韩学理论的实践。
三是王融。据《南齐书·卷四十七·王融传》记载：“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使融掌其事。王好功名，因此上疏”。正是在这篇上疏中，王融提出了自己的韩学观，他说：“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据此可知，王融把儒家思想视为“道”，把法家思想、墨家思想视为“权”。这其实是一种儒法并用、王霸兼综的政治观念。王融认同儒家，同时也认同法家、墨家。
四是王猛。《晋书·王猛传》记载了王猛转任“始平令”的经过：“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勒强豪。鞭杀一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槛车徵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猛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镬，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于是赦之。”这段话，实为王猛作为法家人物的画像。而且，听完了王猛的自我辩护，苻坚也把他当作法家人物了。
再往下，可以发现，北魏以后的很多皇帝、权臣，都是韩学的爱好者。譬如西魏的苏绰、宇文泰，就对韩学深有体会。据《周书·苏绰传》，宇文泰“问天地创化之始，历代兴亡之迹。绰既有口辩，应对如流。太祖益喜。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竟不设网罟而还。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两人之间的这番对话及其场景，折射出宇文泰对申韩法家之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苏绰也因熟知“申、韩之要”而得到重用。《苏绰传》还记载，西魏大统十年，宇文泰“方欲革易时政，务弘强国富民之道，故绰得尽其智能，赞成其事。”这时的苏绰，既仿佛辅佐秦孝公的商鞅，又仿佛韩非描绘的法术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