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经纶弥天壤，忠义贯日月
现在新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文天祥已不再被称为民族英雄了，因为，他抗击的是元蒙，自家兄弟；那岳飞当然也算不得了，他的对手是金，满族的先祖，当然也被一并摘掉；算来，在中国历史上，只剩下打过日本的戚继光和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郑成功了。
我不知这是几位专家的看法还是历史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但我总觉得，这是一种割裂历史的观点，历史人物必须放在当时的历史中去评价，南宋和元蒙，是两个民族之间发生的战争，文天祥为了汉民族同异族入侵者血拼，誓死不降，难道连个民族英雄都不配？这是什么逻辑！
同西方人将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不同，中国是一个讲气节和忠义的国度，历代先贤为此而赴死殉国者多多，在这众多的先贤中，文天祥无疑是首屈一指之人，他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是融入民族血液中信仰的榜样，也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导师。
现在，黑英雄仿佛是一种时尚，岳飞、于谦这些人物，不时有人写文进行评价，我不知道是标新立异，还是为吸睛吸粉，他们故弄玄虚，不惜无中生有，夸大事实来贬低这些早有定论的英雄人物，这其实是个很不好的现象。
文天祥也是被黑中的一员，着眼点大概就在“愚忠”二字上，当然，更有些人说，还是应该“识时务”，如果在元朝为官，可以帮助更多的汉人，所以，他的死毫无意义，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名节而死的。
和文天祥同时期的陆秀夫也是一样，不但也有着今人对文天祥这样的负面评价，而且还多了个“弑君”的罪名，因为，是他背着7岁的小皇帝投海了。
这类的评价自然是毫无道理的，想想，当时崖山之战，十数万军民投海自尽，誓死不降，海面上浮尸数十里，连数百名皇帝的嫔妃和宫人们都跳了下去，这些人难道都是被逼的吗？
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从这“宋末三杰”殉国后，国人的气节和忠君的意识似乎发生了断层，当又一次被异族入侵时，明末那些口口声声以文天祥为榜样的士人们，除江南陈子龙和张苍水等少数人外，整个华夏大地都上演着“无数衣冠拜马上”的闹剧，于是，我大汉民族又被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于是有了“崖山战后无中国”的说法。
大宋王朝实在是个悲催的朝代，尽管很富裕，但自开国以来，这边境就一直不靖，特别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辽国后，这宋王朝一直就处于守势，先是辽，后是金，中间还夹了个西夏，国土面积是一再缩水。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是行宋太祖“重文抑武”之国策，这也是后世将其归于宋王朝孱弱的根源，继北宋狄青，南宋岳飞、韩世忠及孟珙以后，几无战将，最后是连理学大师魏了翁都带兵御敌去了。
文天祥，状元出身，正宗的文人一枚，他的家境是相当好的，元蒙来袭，他毁家纾难，散尽家财募兵，一募便得四万人，可见那是相当的富裕。
在血雨腥风，大厦将倾之时，很多人是投靠了新主，如那吕文焕、留梦炎之流，如果文天祥也与这些一样，凭他的声名，定是高官得做，骏马得骑。
但是，正是这文丞相，不屈不挠，几起几落，去同元人谈判被扣押，冒死逃出，辗转各地，坚持抵抗，最后是兵败被俘。
面对元人的劝降，看着张世杰和陆秀夫他们即将到来的失败，他知道大宋已是亡国在即，“殆天数，非人力”，但在文天祥心中，那颗赤诚之心，却永远支持着他不屈的信念，于是，一首中国最著名的诗歌在他笔下挥出。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这首诗就不用解释了，只要是中国人都熟悉，尤其是最后这两句，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我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国家，为民族，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斗志。
在被元兵押解着去大都的路上，文天祥望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心如刀绞，“从此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带着遗憾和绝望，抱定尽忠殉国的决心，告别了他为之奋战的南方。
忽必烈也是个爱才之人，他是一心想招降文天祥，但这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想用时间来磨灭文天祥的意志，软硬兼施，一会儿待若上宾，一会儿又加以折磨，并用了一堆的人来进行劝降，这其中还包括已降的小皇帝，也包括文天祥在元宫中为奴的女儿。
然而，“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他高歌“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面对元人许下的高官厚禄，他不屑一顾，正气干云。
四年后，全国的抗元浪潮渐渐平息，山河改色，蒙古统治者也从原来的屠戮调整了相应了政策，对原宋朝臣子及文人摆出了拉拢的姿态，而对文天祥这位状元丞相，当然更是不遗余力的诱降，甚至皇帝都亲自出马，但也无济于事。
现在对文天祥有个说法我不好评价，但却很有市场，即文天祥实际上是被自己的同胞给逼死的，是迫不得已的。
这个说法对主流观念当然是相悖的，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文天祥的形象，但如果细细分拆起来，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首先，文天祥自己是不想死的，尽管他早已抱有必死的决心，但他在被押解到北京后，写下“亡国大夫谁为传，只饶野史与人看”的诗句，这同“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昂，已是有些消沉和感叹之意了。
而元人也不想他死，不然，就不会对他的处置一拖就是数年之久，在全国还时有抗元势力时不处死他，反而在反抗浪潮平息后将他斩首，这里面自是有着必然的缘由。
决不仕元，这是文天祥的底线，但出家或做个平民，也不失为一个选择，《宋史·文天祥传》中有记载他的一段话，很耐人寻味。
“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
这《宋史》是元人编辑，可信度有几多不好说，只能说，如果这真是文天祥所言，那至少可以说文天祥并不想死，至少是有过迟疑，这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生与死的选择中挣扎，是人的最自然不过的了，展现的反而是最真实的文天祥。
但有些人却不这么看，他们是生怕文天祥投降，即使是活着当个平民百姓也是不能容忍的，因为，作为大宋王朝的精神象征，文天祥必须死节。
于是，在关押在北京是时间中，有很多人去看望过他，这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劝降之人，一是鼓励他死节之人，前者很自然，而这后者，如诗人汪元量一类，“且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
这些人一再劝说和鼓励文天祥要守节死义，如曾同文天祥一起兴兵反元的王炎午还作《生祭文丞相文》，其目的很清楚，是“以速丞相之死。”
无论是元蒙高官或是南宋降臣，都不想杀文天祥，忽必烈想放其一马以示怀柔，曾想让文天祥出家，但却被一个叫做留梦炎的给劝阻了。
留梦炎是文天祥的老师，也是南宋丞相，他在危急关头丢下朝廷跑路了，后来投降元人，他以如果放了文天祥，让这些众多的降将和降臣们无以在元廷立足为由，建议只给文天祥两条路，即或降或死。
忽必烈采纳了留梦炎的建议，于是，文天祥只有一条路了，在一个秋风萧杀的日子里，北京柴市，他问明了哪边是南方后，跪而三拜，然后引颈受戮，慷慨就义。
向南而拜，那是南宋都城临安，此时早已失陷，文天祥拜的不是皇帝，他拜的是那些舍生取义的英烈忠魂，他拜的是沦陷在异族统治下的臣民，他拜的是大宋王朝的万里河山，他以自己的言行，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气歌》！
而留梦炎卖主求荣，身为宋元两朝执宰，连蒙古人都看不起他，编写《元史》的脱脱都没有给他立传，及明朝朱元璋即位，留氏后人不得参加科举，永生为贱民，而清乾隆亦明文规定：凡留姓子孙参加科举考试，均需查明非留梦炎后代，才有考试资格。
在他的老家浙江衢州，也以有这等无耻之人而蒙羞，有谚言云：“两浙有留梦炎，两浙之羞也！”
至于有人说文天祥是“愚忠”，因为他效忠的是皇帝，效忠的是朝廷，而不是广大人民群众；这样的看法纯粹是一种道德绑架，是一种不了解历史的无稽之谈。
在中国历史上，忠君和爱国是紧密相连的，文天祥的慷慨赴死，并不是单纯的为了所谓“华夷之辨”，而是忠君报国的具体表现，忠君是第一位的，“唯有孤臣两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心情，唯有如此，才被称为忠臣。
其实所谓忠臣也是要分三六九等的，最极品的当然是如文天祥这样，皇帝喜欢，人民热爱的忠臣；如岳飞，则是皇帝不喜欢，但民众颂扬。
而史可法就有些不太好说了，明知扬州不可守而勉为其难，自己不思如何更好的御敌，始终抱着“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意念，最后造成后来扬州一攻即溃，扬州十日，惨不忍睹，尽管后世对史可法大力赞扬，但当时扬州的百姓是不喜欢的。
至于最糟糕的是如张勋这样的“忠臣”，皇帝不喜欢，百姓也不爱，闹复辟虽然让皇帝喜欢了几天，但却被架到火上烤了一把，差点连那几百万大洋的优待费都给弄没了。
最终，文天祥走了，面对元人的威胁利诱，他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文天祥走了，亲眼见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大宋朝灭亡了，他没有“良禽择木而栖”，任何痛苦，都没有夺其志，任何绝望，也只能成就他为国效忠的理想！
文天祥作为一介书生，自然是不能完成拯救国家的愿望，但是，他“明之不可为而为之”，正是这毁家纾难，勇于担当的言行，是一个臣民对民族和国家的交待。他没有能力改变历史，但是，他发扬和光大了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
这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能绵延千年的根本，而文天祥就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民族前进的道路，正如臧克家诗中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文天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天祥，华夏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