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勋先生，据百度百科介绍，是“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家。祖籍福建福州，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他1947年出生在西安。《南方人物周刊》曾刊发蒯乐昊的访谈稿《一个真实的蒋勋》。在这篇访谈中，蒋勋先生自称：
母亲是满族正白旗人，外曾祖父是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辛亥革命的时候，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
那个被抢空了的家宅依然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
北大街西侧的二府街东口 图/@小编
母亲一直不太愿意讲，因为国民党宣传辛亥革命，台湾教科书里一直写着“腐朽的满清”，她不愿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满清后裔，是被革命的对象。
后来我回大陆，他们说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我说不用了。站在二府街头，我拍了一张路牌的照片，寄给当时远在加拿大的母亲——当年的房子现在住着100多户人家，为了要回房产把他们赶出去？何必呢。
在《三联生活周刊》的访谈文章《蒋勋：讲给“大家”听的人》中，蒋勋先生也说：
1988年我第一次到大陆，我一个人从上海去妈妈的老家西安，我很好奇母亲的家族，我们家就在二府街。
这些凄美而极富沧桑感的故事，乍听起来确是十分动人，保不住还可以让人生发出许多感慨。但是，读者只要对清末民国的西安历史有足够的了解，仅凭直觉就能发现这里有可疑之处。再对照史实检验一番，蒋勋先生所言就暴露出不少破绽。
二府街中段 图/@小编
先说西安府的最后一任知府。蒋勋先生引以为傲的外曾祖父姓甚名谁，他自己似乎从来没对人明确地讲过。有清一代西安府的知府共92位，清朝最后四十年的光绪、宣统两朝，任西安知府者有以下17人：李慎、宫尔铎、林士班、郑子兆、李楹、李希哲、文启、童兆蓉、周铭旗、胡湘林、胡延、傅世炜、张筠、光昭、尹昌龄、瑞清、胡薇元。最后一位胡薇元，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三《职官四·西安知府》记载，系“顺天府大兴县人，原籍浙江山阴。宣统三年七月由陕西兴安府知府调任，是年九月一日因政变解任”。历任西安知府中的满族人，计有13位，分别是胡朝宾、刘芳标、阿尔亲、乌灵阿、富躬、克尔图、鄂山、云麟、贵麟、成瑞、文启、光照、瑞清。而最后一位瑞清，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十三《职官四·西安知府》记载，系“满洲正黄旗人。荫生。宣统二年八月由陕西同州府知府调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以升延榆绥道去任。”
蒋勋先生的外曾祖若果如其本人或其母所说，是“满族正白旗人”，则确定没有做过西安最后一任知府；若是西安府最后一任知府，则其必是汉人而不是满人；再退一步讲，我们容许其本人或其母记忆偏差，设若其外曾祖是倒数第二任西安知府，则其又应是“满洲正黄旗人”，而不是“满族正白旗人”。蒋勋先生所谓既是“满族正白旗人”又是“西安府最后一任知府”之外曾祖，缺乏必要的史实支撑，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站不住脚的。
再说“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才抢光”。辛亥九月一日（1911年10月22日）西安起义之初，的确发生过不少趁火打劫的案件。但是数日之后，具体说即10月27日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之后，这种情况即基本得到控制。其具体起义领导人，曾任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陕西首任督都的张凤翙（翔初）先生在1944年辛亥33周年纪念之际曾回忆：“初一日那天，相当混乱，有些趁火打劫的宵小抢劫银号情事，旋被完全镇压。”《陕西通史》民国卷也写到：“西安起义的第二天，张凤翙就发布《安民布告》，宣布起义军宗旨正大，第一保民，第二保商，第三保外人，汉回人等，一视同仁。接着，又颁布了《劝商户照常营业布告》《求贤定乱安民告示》，严禁抢劫奸淫，并派出由起义军官兵组成的稽查队，在大街小巷日夜巡查，对一些趁火打劫的不法之徒严行镇压。为保证各商号照常营业，由郭希仁负责赶制‘保护旗’1000面，遍插各商号门首，以示安全。同时限令各初等、高等小学一律在5日内日开学，这就使西安起义后一度混乱的社会秩序较快地得到扭转。军政府正式成立后，继续发布了一系列整顿社会秩序、严肃军纪、安定人心、保护商业和进行有关社会改革的政策法令，如《通饬剪发告示》《劝谕清军官兵向义归心告示》《严禁抢掠告示》《劝谕各码头兄弟勠力同心光复各属州县告示》《严禁假冒催粮官弁告示》《谕民踊跃缴纳粮草白话告示》《勿轻信谣言妄语告示》《切实保护过往商贩文》《严禁士兵非法持票换钱文》《保护商业告示》《严禁挑拨回汉关系告示》《劝民捐助粮饷公告》《通告旗人各谋生计告示》《劝谕农工商各安其业告示》《严禁军人虐商布告》等。此外，张凤翙还核定了秦陇复汉军《军律八条》，出示晓谕军民一体遵照。《军律》规定，私行招兵者斩；兵不归营在外招摇者斩；冒穿军衣假充兵丁招摇撞骗者斩；捏造谣言煽惑人心者斩；兵丁擅入人家扰害居民者斩；私藏军火者监禁；步兵骑马者拿究；深夜游行街道嘈杂喧哗者拿究。”所以，尽管时遭鼎革，像蒋勋先生本人或他母亲所说的其外曾祖“家里的东西被抢了3个月”的恐怖情景，明显有夸张戏说的成分在焉。
第三，关于其外曾祖“家宅依然占据着西安二府街的整条街道”的说法，尤其让人感觉荒唐。如此大的家宅，显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置办的。语云“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要说其外曾祖极有可能就没当过西安知府，就是他真的当过西安知府，依前引《续修陕西通志稿》所载胡薇元和瑞清两位知府任职的时间和迁任频率，他怎么可能置下如此巨大的家业？
更关键的，二府街是一条长约380米的短仄街巷。清末时的情况，据光绪十九年（1893）十月中浣舆图馆测绘的《陕西省城图》显示，二府街南面无明显的公共建筑，似悉为民居；街北面则东头的二府坑、西头的二府园之间，已为协标教场、协标都司署所占据。
1893年《陕西省城图》 中二府街周边 图/@原文配图
侯欣一在《创制、运行及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文中考证，到宣统二年（1910），其中段又成了西安地方审判厅的驻址。民国期间，1932年5月西安市政工程处绘制之《西安市区域全图》显示，其街南仍无变化，街北东头的二府坑已为中山中学所占据，二府园依然存在（只是未标），中段则是长安地方法院和与之毗邻的第四公安分局之所在；
1932年《西安市区域全图》 中的二府街 图/@原文配图
据1939年5月西京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绘制的《西京城关平面图》显示，其北面较《西安市区域全图》并无变化，只是中山中学已改名省第二中学，而街南东头则出现了一个□□会馆。此外，据朱文杰先生《记忆老西安》一书钩沉，民国年间这条街上还有一座供奉理发行业祖师罗真的罗真庙，1914年由西安地方检察厅改组的长安地方检察厅、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下的空军第三路司令部、1942年成立的西安海关、1943年在郿县开采铅矿的眉山公司驻地、胡宗南系统的《自由晚报》社址，也都在这条街上。
因而，不管是清末还是民国，蒋勋先生的外曾祖即使真在这里住过，并且确实家大业大，恐怕也只能占半条街不到，绝不可能雄踞“二府街的整条街道”。
曾经的地方法院、市中院 图/@小编
新中国成立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二府街北面驻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和西安市政府财贸院等大的单位，南面也有市级机关房管局、莲湖区二府街小学和西安市剧装厂等若干单位，早年的各种建筑宜已不复旧观。蒋先生外曾祖家宅纵然尚有遗存，到1988年他重游悬弧之地时，又如何仍能“住着100多户人家”？
“二府街的整条街道”是个什么概念？能住一百多户人家又是个什么概念？如果1988年真的“有政策可以申请发还当年的房产”，蒋先生真能潇洒到对此无动于衷，竟至连一丝收回若干作为纪念的想法都没有吗？故事太美，美得让人不由得想起“杜撰”二字。
不是吗？蒋勋先生讲述的家世故事，只有西安的二府街是真实存在的，其外曾祖“西安最后一位知府”的身份疑似杜撰，其外曾祖拥有二府街“整条街”的家宅疑似杜撰。蒋勋先生言谈之中，明显以外曾祖的身份和家业为傲为荣，但外曾祖的名号与行状，他却连一个字也不曾提供，这一切不值得怀疑么？
2019年，我帮朱文杰先生审读《记忆老西安》书稿，朱先生关于二府街的稿子中提到蒋勋自叙的家世故事，我曾就有关内容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近日又见雷凡乡友在微信朋友圈中对这位蒋先生夸说自己身世的访谈深表怀疑，我即援笔匆匆写出如上看法，相信对广大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不无帮助。
（作者为西安市文联原巡视员；本文经王民权先生授权转发；转自《西安文史研究》2020.2期。）
67号院内左边房屋，是二府街最老的建筑 图/@小编
老房的西山墙上很斑驳，高头挂着“二府园” 标牌，令人联想 图/@小编
回望380米小街一头雾水，蒋府何在？ 图/@小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