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大部分的士大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一言以蔽之：沽名钓誉、贩卖道德。
如何理解呢？沽名钓誉是指很多士大夫参与政事，常常为了反对而反对，以反对为由头，蛊惑大众，在文人士大夫间获得“刚正不阿”的功名，为此后仕途青云铺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在乎你是法家理念，还是儒家思想，也不在乎你做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反正我要发对，我要发声，我要彰显自己的存在。
贩卖道德，是指很多士大夫为了反驳、打击反对派，常常不就事论事，就政治观点进行逻辑驳斥，而是进行个人私德的攻击，常常把政事的争论，最后上升到：“对方是奸邪，对方灭绝人性”的纯粹道德高度，甚至为了打击政敌，搞出对方“乱搞男女关系”的下三滥手段来。
这两点在朋党政治、小圈子政治的加成下，成为北宋政治的一颗毒瘤，严重阻碍了宋朝政治体制的顺畅运转和应由改革的进行。下面，以北宋仁宗时的“范吕之争”和英宗的“濮议之争”两个历史事件，来展现一下宋朝很多士大夫的真实面目。
范吕之争
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因为不满当时的权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因此向仁宗皇帝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
吕夷简听闻范仲淹上书，立刻反击，组织党羽大臣和谏官大规模上书，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由于当时的朝野中身居要位之人，都是吕夷简手下的人，于是范仲淹很快被罢黜，外放饶州。
这本是个有关宋朝宰相权力大小的政治争论，范仲淹既已被罢黜，吕夷简集团按理说应该就收手吧。但有人把这件事看做一件可以邀取功名的好机会，侍御史（谏官）韩渎不知从哪里搞出了一份范仲淹朋党清单来，要求朝廷一并罢黜外放。
这下捅了马蜂窝，因为这个所谓范仲淹朋党清单中的很多人，大部分不过是与范仲淹有过诗文唱和或杯水之交，连朋友算不上。但韩渎把他们打击为范仲淹朋党，搞得人人自危，不敢再敢为范仲淹被罢黜的事情再发一言，只有少数人力辩与范仲淹是真朋友，要求一起罢黜。
以至于范仲淹被贬出京，竟无人敢送别，只有独龙图阁直学士李紘、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世态炎凉，可见一番。
过了差不多8年，吕夷简因为病重而辞去宰相，范仲淹继任宰相，当初被打压的所谓“范仲淹朋党”纷纷提升高位，大出了一口鸟气，立马神气起来。
所谓“范仲淹朋党清单”中的一员，也是北宋的著名理学家石介做诗得意洋洋道：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
把吕夷简称作大奸臣、奸相，可谓意气之争，盖帽子扩大化了，要知道吕夷简死后被谥号“文靖”，一个算得上中上等文臣的评价。《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史学家评价说：宋仁宗中前期，天下繁盛，吕夷简的功劳最多，在抗击西夏的侵略中，也多有奇策，可谓当世名相。
元朝宰相脱脱在《宋史》中评价吕夷简道：仁宗之世，天下承平，多赖吕夷简的运作。
可以说，吕夷简如果说算不得一个名相，至少也是个中等才略的权相，如果消极的看，也是个庸相。评价吕夷简是大奸相，既不实事求是（如果吕夷简这样的是奸臣、奸相，那么宋朝以及历朝历代的奸臣、奸相恐怕是汗牛充栋，众奸盈门了），也是对吕夷简进行下作的道德攻击。
至于范仲淹以及石介当初提的吕夷简相权太大的观点，实在有些站不住脚，因为范仲淹在执政宰相后，竟然奏请扩大相权；既然你当初反对吕夷简相权太大，怎么自己执政后，就变成相权太小了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吕夷简是奸臣，相权太大有危险，而范仲淹是明臣、忠臣，所以相权再大一些也不危险。我非常佩服繁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超级政治理想，但在这件事情上，范老双标了。
绝大部分人，到底无法脱离自己的事情看待事物。
基于有了吕夷简以及其执政下属都是奸臣的看法、定位，所以范仲淹、石介上台后，也免不了对这些奸臣打击、报复的做法，把他们外放的外放，罢黜的罢黜，而没有把一些真正有才能的技术官僚挽留下来。
当时同样是所谓“范仲淹朋党”一员的孙沔，看到石介的诗后，非常忧虑这种“道德攻击”和不问是非的“朋党之争”，他说：（朋党）祸乱自此开始了。
观察敏锐但又无可奈何。
因为即使他很早的洞察到了北宋党争祸害的开始，但挡不住此后北宋无休无止的党争：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宋哲宗时的绍述党争，以及在南迁到杭州后，继续内斗不休，直到灭亡。
而范仲淹革新，因为触及世袭恩封官僚集团的利益，数月即停，在夏竦、章得象、王拱辰反对派的攻讦下，范仲淹连同其同盟党羽石介、韩琦、富弼同时被罢黜外放。
这时，曾是王拱辰志得意满：我一网打尽了（这些奸邪），其口气和心理，与石介何其一致，这几乎是数月前范仲淹入相的重复。
哎，人类总是喜欢重复自己的错误，而不知悔改。
濮仪之争
所谓的濮仪，就是北宋版的“大礼仪事件”：宋仁宗到了晚年，没有儿子存活下来，就把自己堂兄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曙过继到自己膝下，作为太子培养。
宋仁宗去世后，赵曙继任皇位，是为宋英宗，这时候宋英宗如何称呼自己的父亲，如何给濮王赵允让建庙封册，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出。
朝廷大臣分为两派，一派以范缜、司马光、吕诲、范纯仁（范仲淹的次子）为核心，以御史谏官为羽翼，坚决反对宋英宗称自己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为“皇考”，他们认为宋英宗既已过继到仁宗膝下，就是仁宗的嫡子，按照原教旨的儒家理论，濮王赵允让这个亲生父亲，已与宋英宗脱离了“宗亲理法”上的父子关系，只是宋仁宗的伯父而已，即使考虑到英宗个人感情，最多只能称为“皇伯”。
另一派以宰相韩琦、副宰相欧阳修为核心，认为断无皇帝叫自己亲生父亲为“皇伯”的历史礼法，欧阳引用了儒家经典《仪礼》和唐玄宗开元年间、宋太祖开宝年间的礼书记载，得出结论：亲父、后父（嫡父），均可以称作父母，而没有改称“皇伯”的前例。
欧阳修还援引汉宣帝的实例，夯实证据：汉宣帝是汉武帝的曾孙，在位期间，轻徭薄赋的同时，大破匈奴、设立西域都护府，让西汉达到全盛，历来被儒家夸赞为盛德之君。
就是这样的盛德之君，和宋英宗一样，最初是以汉昭帝儿子身份继承大统的，实际上，汉宣帝只是汉昭帝的侄孙，即汉宣帝是汉昭帝哥哥的孙子。而在汉宣帝继位8年之后，还是追谥自己的亲生父亲为“皇考”。
所以，这是一个闹不清楚的争议，双方都可以引经据典，找出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按照判例法，韩琦、欧阳修是对的；按照原教旨儒家教义，似乎不应该称“皇考”。
同时，这也是一件皇家私事，和天下大事无半毛钱关系。
但御史谏官们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奇货”，如果在这件事上发表观点，特别是反对“英宗皇帝和宰执韩欧”的观点，并闹得天下所知，自己就可以获得“直言抗上、不惧威权”的名声，获得天下士子的好感，为自己以后平步青云铺路。
所以，尽管在百官第一次公开讨论濮议问题后，宋仁宗的皇后，当时的皇太后，宋英宗的法律嫡母--曹氏立刻以手书责备宰执韩琦和欧阳修，讨论称“皇考”是错误的。
宋英宗也迫于曹太后的压力，就下诏说：这件事不要再说了，到此为此。
可礼部主官范镇不依不饶，依然频繁上书，坚持宋英宗要接纳“皇伯”的提案；御史谏官的上书也如雪花一样，飘进了宋英宗的案头。
宋英宗不想激化和曹太后的矛盾，也不想再在此事上纠缠，就把一切上书留中：不拒绝、不反对、不回复。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示弱姿态了：求求你们，可消停些吧。
但以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为核心的御史谏官们不干了，上了这么多书（也包括非濮议的上书），大多都不予理会，于是内心怨恨，就大骂当时的宰执韩琦和欧阳修阻塞言路、欺上瞒下，并议论宋英宗是拒谏之主。
韩琦和欧阳修被骂的实在顶不住了，就和宋英宗抱怨说：要么就把他们上书的条陈，选择一二条不重要的，施行一二，缓解一下他们的怨气？
宋英宗惊呼：怎么能这么干，如果御史谏官们说的可行，我当全力推行，岂止施行一二；现在他们说的大多数不切实际，如果为了他们的面子，勉强施行，那不是耽误国家大事吗。
于是，御史谏官和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们，怨恨升级，你不听我们的，我们就把事情搞大。
此后，各种儿歌、打油诗、唱曲传遍东京大街小巷，京都市民都说：宋英宗要把濮王迎入皇家太庙，把仁宗的牌位拿下来。
民间舆情汹汹，皆指责英宗忘恩负义，继承人家的皇位，却要把人家赶出太庙，事实上：宋英宗和宰相韩琦，从来讨论的都是将濮王独立建庙，从未有把濮王迎入太庙的想法，更遑论把宋仁宗排位拿走这种大逆不道的做法。
这种颠倒事实、离间国民的风言风语，是谁放信息到民间的？正是那些大义凛然，言必称仁的御史谏官和士大夫们。
中外议论，民情汹汹，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于是宰相韩琦和欧阳修只好想到了一个折中协议：不称“皇考”，也不称“皇伯”，称“亲”。
宋英宗也表示认可，但还是很谨慎：要得到曹太后的认可才行。
于是，韩琦、欧阳修和曹太后积极沟通，得到了曹太后的最后答复：第一，可以称亲；第二，不能称濮王为皇。
宋英宗和宰执韩欧同意，达成一致。
这是皇家的私事，既然最大的“苦主”、宋仁宗的皇后都同意英宗可以称濮王为“亲”，双方就达成了和解，很多东京市民和一些官员看到宋英宗发布的手诏：没有把仁宗移出太庙，也没有称“皇伯”，只是称亲而已。这符合人情伦理，皆称朝廷处置得当，大舆论也就熄火了。
按理说，这件事到此为此，各让一步，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应该满意了吧。
但宝宝心里苦，宝宝要闹，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等当初提案“皇伯”的人，觉得丢了颜面，意气相激，便说称亲也不行，就要按照我们的提案，称“皇伯”。
人家皇帝从“皇考”变成“亲”，皇和考，都不称了，连退两步，怎么你们退一步就是丢了颜面了呢？
为了打击“称亲”这一提案，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把攻击的点，由礼仪观点之争变为供给对手的私德。他们说：宰相韩琦勾结宦官高居简、苏利涉，巧言令色，迷惑曹太后，才得到了曹太后的许可。
（关于曹太后许可英宗称亲之事，历史多有争议，但无论曹太后是否被韩琦、宦官迷惑，此后她再无异议是事实。）
他们还说：欧阳修和外甥女有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人一向道德败坏，所以这样的人说话，根本不可信。
他们更攻击韩琦和欧阳修：这两个都是大奸大邪，为英宗争取称亲是邀宠求荣，是乱大论，灭人理，我等痛心之至。
韩琦、欧阳修，皆后世盛赞的君子，即使是攻击者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在个人修养也堪称有君子之风，但一遇到政治观点交锋，不知妥协，不要折中，为了所谓名誉和一时意气，便相互诋毁，贬低别人的道德，实在是格局狭窄，不堪大用。
在又一次百官争辩中，被骂的狗血喷头的韩琦只对英宗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此后便闭口不言，心累呀。
于是促成英宗下定决心，不再与御史谏官扯皮了，按照韩琦、欧阳修的意见，即刻建庙立园。
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和御史谏官更觉脸上挂不住，于是集体要求外放罢黜，英宗皇帝曲意挽留他们，只有少数人回应。
更骚的是，转过头来，御史谏官赵瞻就说：昨日官家恳切挽留我们，如果态度再恳切一些，我们就留下了。
吕诲更说：如果朝廷能够采纳我们提案中的十之三四，让我们脸上挂得住，我们决不至于要求外放罢黜。
这就牛逼了，不称皇考已经是采纳你们提案中的一半了，何来“如果朝廷能够采纳我们提案中的十之三四”之说，更何况人家皇帝挽留你，你还觉得给的面子不够，态度不够恳切，你是来当官的，还是当官家（宋朝皇帝俗称）的宝宝的。
就这样，这群人即不懂得政治妥协，也不拿皇帝和宰执的名誉当回事，把皇家私事当做自己扬名立万的“奇货”，大肆宣扬，大造舆论，事情搞大了，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提案进行，就觉得脸上挂不住，随即就给韩琦、欧阳修泼道德脏水，以泄私愤。
贬官临走之前，还自我贴金一把：皇帝留我了，但态度不够好，所以我还是走了，我真是个犯颜敢谏的直臣呀。
反正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宝宝没错，宝宝是最有面的文人士大夫，而同样是这样一批人（范镇、司马光、吕诲、范纯仁），在十几年后的王安石变法中，也是攻击王安石最厉害的中坚力量，仅仅一个“濮仪”小事，就闹到大奸大邪、
乱大论，灭人理的高度上，而王安石变法，更涉及官位、钱粮、土地、税收等根本利益的分歧，其攻击烈度和污蔑宽度，随着王安石《熙宁日录》被销毁，已经难以见到真面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