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早期交流，应主要视为在公元7至13世纪之间中国文化圈与阿拉伯文化圈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早期交流的形式多样，既有和平往来，也有战争对立，但总的来说，都促进了两种文明的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
政治交流
公元1世纪前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深入交往奠定了基础。公元7世纪，规模宏大的政教合一帝国在以阿拉伯半岛为核心，涵括全部西亚北非地区的广大疆域兴起，包括被唐人称为“黑衣大食”的倭马亚王朝和“白衣大食”的阿拔斯王朝，后者更与唐帝国的势力开始发生直接接触，双方展开了对中亚地区控制权的争夺，至751年怛罗斯之战后，由于唐政府因国内动乱而放弃了对中亚的战略规划，阿拉伯国家对此地区的影响开始增强。但是，阿拉伯国家与唐朝之间也有更频繁的和平外交和援助活动，自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阿拉伯帝国向唐帝国派遣使节近40次，安史之乱时期，阿拔斯王朝曾应邀派兵助唐廷平叛。
经济交流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频繁的官方外交活动也进一步推动了民间经济交流的发展。唐朝时期，大量中阿商人往来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各地区的物产得到充分交流，阿拉伯商人主要经营象牙、犀角、宝石珊瑚、明珠、玻璃等的贸易，从中国采购的货物则以蚕
丝、丝绸、瓷器、茶叶等为大宗。众多阿拉伯商人来华后，逐渐在长安和广州等中国沿海港口城市形成聚居区，推动了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广州至巴格达和非洲东海岸的主要航线也相继开通。宋朝时期，海路成为中阿双方的主要交流方式，宋政府往往对来华的阿拉伯商人给予种种优待，包括对部分商人和贡使封官拜爵，并保护其贸易利益和财产权，禁止随意征税。阿拉伯蒲氏家族甚至长期执掌南宋市舶司管理权。
文化交流
唐朝时期，在怛罗斯之战后，大量中国士兵和随军工匠被阿拉伯帝国军队所俘虏，他们来到西亚北非后，把造纸、纺织、丝绸加工等技艺带到了该地区，尤其被视作造纸术西传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唐军文官杜环旅居阿拉伯12年，著成《经行记》一书，将其对阿拉伯帝国治下的自然环境、社会风俗、伊斯兰教义教法等做了充分记录。宋朝时期，有关阿拉伯的文化著作更多，包括赵汝适的《诸蕃志》等。元朝时期，汪大渊曾到访阿拉伯地区多国，所著《岛夷志略》对此多有记载。与此同时，穆斯林科学家将包括阿拉伯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知识在内的众多科学文化成果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郭守敬的《授时历》中就有对阿拉伯数学方法的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