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时期，在新发展理念和新区域战略的指导推动下，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呈现若干新特征。应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些新特征，进一步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加快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主要特征
（一）“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格局的主要变化
从各区域地区生产总值的绝对增速和相对比重来看，“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呈现出以下新特征：
中部地区发展追赶显著加快。2016-2019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按名义值计算）年均增长10.5%，在四大区域板块中增速最高。中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达到22.2%，比2015年提高1.9个百分点，与“十一五”、“十二五”占全国经济比重分别提高0.9和0.6个百分点的速度相比，追赶势头明显加快。中部地区的高速增长还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平衡性和区域平衡性，即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国二产增加值、三产增加值比重都有明显提升，中部6省都实现了中高速增长。（见表1、图1）
西部地区区域增长极基本形成。2016-201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1%，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达到20.8%，比2015年提高0.8个百分点，与“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占全国经济比重分别提高1.5和1.4个百分点的幅度相比，追赶速度有所放缓。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向川渝两地集聚发展的态势日益凸显。2019年四川、重庆两地占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34.2%，比2015年提高2.7个百分点，明显快于“十一五”时期下降0.4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提高0.6个百分点的速度。川、渝两地占全国经济比重在“十三五”时期提高了0.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除开两地外，其余西部省区占全国经济比重在“十三五”时期没有整体提升。（见表1、图1）
表1 “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数据计算。
图1 2016-2019年各地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数据计算。东部地区结构调整取得积极进展，同时区域内部发展分化加剧。2008年以来全球经济进入漫长调整期，经济外向型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受此影响开始了艰难的转型调整。“十一五”、“十二五”时期，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比重分别下降了2.4和1.5个百分点。2015年后，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比重逐步企稳，2019年达到51.9%（见表1）。从区域内部看，东部地区增长企稳主要依靠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省市，而环渤海地区的天津、河北、山东3省市的经济发展转型仍面临较大困难（见图1）。东部地区内部发展分化是“十三五”时期中国南北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东北地区发展困难进一步凸显。2019年东北地区生产总值为5.02万亿元，相比2015年的5.78万亿元下降了13.1%，占全国经济比重相比2015年下降了2.9个百分点，相对衰退幅度明显超过“十一五”、“十二五”时期（见表1）。在整体陷于衰退的同时，东北地区经济增长也有相对积极的变化：一是四大区域中心城市经济增长相对好于中小城市；二是2018年后三省经济体量最大的辽宁省增速基本企稳，且快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三是东北三省相对衰退态势在2019年减缓，地区生产总值年度名义增速由负转正。
（二）“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效益的相对变化
区域经济规模的增长反映当前变化，区域经济效益则影响其增长的持续性。工业是各地区增长差异最大的产业部门，集中反映区域经济形势和结构性问题，也是区域创新投入和税收最重要的贡献部门，以区域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工业企业亏损面、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来评估“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的质量效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中部地区企业效益最好，企业亏损面最小。“十三五”时期，受出口增速放缓、国内需求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整体放缓。但横向比较，2019年末中部地区工业企业亏损面为10.9%，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5.7%和13.4%，均为四大区域板块中最优。中部地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全国比重上升1.3个百分点，达到21.0%。（见表2）
西部地区企业效益整体不佳，但川渝两地企业效益较优。2019年末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全国比重达到17.2%，比2015年末上升4个百分点；工业企业亏损面比2015年下降1个百分点，但仍高达18%，明显差于东部、中部地区；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小幅上升，但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两项指标均明显低于东部、中部地区。整体来看，西部地区数量型增长的特征较为明显。在西部地区效益整体不佳的情况下，川渝两地与其他西部省区表现明显不同，两地工业企业亏损面、企业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均明显好于东部、中部地区，实现了经济规模和经济效益“双增长”。（见表2、图2）
东部地区企业效益好于全国整体水平，区域内部差距较大。2019年东部地区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全国比重为57.8%，比2015年下降4.9个百分点。但从工业企业亏损面、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来看，东部地区均好于全国整体水平，“身瘦、体不弱”表明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一定成效。从区域内部来看， 2019年福建省各项企业效益指标均居全国首位，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省市的效益指标居全国前列，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的效益指标则弱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2、图2）
东北地区企业亏损面大幅扩大，经济效益更趋恶化。2019年东北地区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26.2%，比2015年扩大11.9个百分点。工业企业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3.4%和8.8%，均为四大区域板块中最低。三省当中，黑龙江省企业效益绝对水平最低，吉林省的企业效益降幅最大。（见表2、图2）
表2 “十三五”时期中国主要区域工业企业效益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
图2 2019年各地区工业企业亏损面和总资产收益率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按区域工业企业亏损面从低向高排序。“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动力机制
中部地区和西部川渝地区发展追赶加快，是“十三五”时期区域经济格局变化最突出的特征，这一变化是由产业转移、创新驱动、人口集聚、开放加快等一系列内生因素支撑的。
（一）“十三五”时期区域产业梯度转移的基本格局
从供给侧来看，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是决定区域增长绩效的重要因素。长期偏重于传统上游工业行业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的典型特征。这些区域能否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发展追赶，关键在于能否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整理计算了“十三五”时期中国7大类31种代表性工业品产量的区域份额变化（见表3），能够发现：
表3 “十三五”时期中国典型工业品的区域产量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十三五”时期，中部地区的化工、金属矿物采选冶炼等传统行业的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出现了普遍下降，中部地区、川渝地区的电器制造、电子通信设备制造等下游产业实现了对东部地区的有力承接。表3最后1行统计了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工业品产量份额变化的相关系数，其中，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相关系数为-0.7，这表示东部地区某种工业品的全国份额下降幅度越大，中部地区该种工业品的全国份额上升幅度就越大。而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关系数分别仅为-0.35和-0.24，这表示两个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出转入”关系弱于中部地区。西部省区当中，川渝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关系数为-0.48，除川渝以外的其他西部省区与东部地区的相关系数仅为0.03，这表明川渝两地是西部地区承接下游转入产业的主要区域。（见表3）
（二）“十三五”时期区域创新投入的格局变化
区域创新投入力度加大是中部地区、川渝地区产业转入和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2018年东部地区研发经费总投入占全国比重为67%，相比2015年下降0.9个百分点。而同期，中部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比重大幅上升1.6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比重上升0.4个百分点，但仅川渝两地贡献就达到0.5个百分点，其他西部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比重实际是下降的；东北地区研发投入占全国比重下降1.1个百分点，创新动力相对减弱。从创新投入主体和投入机制来看，2016年-2018年中部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全国比重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东部、西部、东北地区，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占全国比重分别下降0.2、1.7和1.5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了2.7和1.2个百分点，东部、中部地区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下降了3.6和0.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相对侧重自主研发投入、西部地区（以川渝为主）相对侧重技术引进”的区域创新特征较为明显。（见表4）
表4 “十三五”时期中国主要区域创新投入占全国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年份“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数据计算。（三）“十三五”时期区域人口和城镇化格局变化
人口向城镇集聚既能够为城镇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也有助于扩大区域消费需求和市场规模，从而为区域产业的引进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以往东部沿海地区是中国人口集聚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中西部地区则主要作为劳动力输出地。2019年，中国东部地区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8.5%，远高于中部地区56.8%和西部地区54.1%的城镇化水平。但是从区域城镇人口增速和城镇化速度来看，“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地区也成为全国城镇化的重要贡献者。2016年-2019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城镇化率分别提高了5.6和5.3个百分点，川渝地区城镇化率更是提高了6.1个百分点，速度明显快于东部和东北地区。中部、西部地区在区域总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基本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依靠城镇化新增了5000万城镇人口，占到“十三五”时期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60%。（见表5）
表5 “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人口格局和城镇化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数据计算。（四）“十三五”时期区域外贸格局的变化
“十三五”时期，中国在中西部地区继续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其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增设包括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内的各类开放平台，使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具备了更好的基础。2016年-2019年，在外部环境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分别实现了5.7%和9.6%的年均增长，川渝地区货物出口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0.6%，显著高于2.4%的全国整体增速；中部、西部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和1.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出口占全国比重则下降了2.8个百分点（见表6）。分省来看，“十三五”时期货物出口增速排在全国前10位的省份全部来自中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陕西、重庆等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较多的内陆省区，广西、新疆、云南、内蒙古等开放加快的沿边省区，以及安徽、湖南等濒临东部沿海地区的中部省区（见图3）。
表6 “十三五”时期中国区域外贸格局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海关总署公布数据计算，出口总额以美元计价，图5数据与此相同。
图3 “十三五”时期各地区货物出口总额年均增速对“十四五”时期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一）应对发展形势环境变化，要更好发挥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蕴含的增长潜力
“十三五”时期，中国中部地区和西部的川渝地区追赶势头明显加快，使区域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今年以来中国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影响巨大，但中西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3月份，除湖北省以外的中部5省工业增加值增速已全部转正，平均达到6.3%，四川、重庆工业增速分别恢复至5.5%和7.5%，位居全国前列；一季度全国有6个省份实现了出口增长，江西（8.8%）、湖南（15.7%）、四川（6.3%）位列其中。“十四五”时期，面临更加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国更要利用好区域梯度发展格局蕴含的增长潜力。根据测算，未来5年如能将人均GDP的区域差距缩小至2015年的水平，名义GDP年均增速可以提高3.1个百分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在“十四五”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中要注重发挥其在扩内需、稳增长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下定决心为中西部地区创造更好的人才条件
经过持续多年的建设，中西部地区的硬件条件已经显著改善，但在创新、管理、治理等方面与东部地区还有较大差距，这归根结底在于中西部地区各类人才长期短缺。今年以来，一些中西部地区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暴露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就是人才短缺问题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反映。未来要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必须解决人才不足这个最突出的制约。
短期内可以依靠人才引进、干部交流等办法缓解，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加强区域自身的人才培养。从各级学校生师比等指标的变化来看，“十三五”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人均教育资源供给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甚至连安徽、湖北、陕西等中西部传统教育强省的义务教育生师比都出现了上升。“十四五”时期，要把增强中西部地区的各级教育供给作为破解区域发展制约的重中之重，这既有助于增强区域人才支撑，也有助于带动相关行业需求，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一举四得”之策。
（三）扩大新区域战略的合作和辐射范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发展新战略，这些战略立足于东部区域之间的“强强”合作，为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进行了有益探索。
“十四五”时期中国外需压力加大，东部省市之间开展合作的基础和环境将受到很大影响。要继续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新战略，必须打开发展视野，加强京津冀与“三北”地区的合作，加强长三角地区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上游川渝地区的合作，加强粤港澳与珠江流域其他省区合作。通过发挥东部发展优势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优势，助推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并使国内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整合强化，以“国内循环”强化来对冲“国际循环”恶化的影响。
（四）给予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转型困难地区更大外力支持
东北地区是“十三五”时期经济增速最低的区域板块，中国南北发展差距拉大，一半源于东北地区的相对衰退。支持东北地区走出困境、实现全方位振兴，是“十四五”时期区域发展的重要任务。推动东北振兴，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营商环境，这不光要依靠改革，更重要的是要破解东北地区的财政困境。
老工业基地的历史因素造成东北地区长期面临沉重的政策性负担，2018年东部地区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11.5%，中部、西部地区分别为14.7%和14.0%，而东北地区地方财政社保支出占比则高达22.6%，辽宁省更是高达27.4%。地方财政历史包袱过重的问题不解决，东北的营商环境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善，人才外流、企业外迁的现象就难以逆转。
“十四五”时期，除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全局性改革之外，还应针对东北地区制定专门的财政纾困方案，在稳妥、有效、节约的原则下，支持东北地区剥离过重的财政负担。
（作者贾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