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舞弊，这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重罪。
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大案被斩的5人中，有一位就是朝中的一品大员柏俊（葰）。涉案考生通过他人买通了柏俊的门丁，事后柏俊收到的贽敬银不过才十六两。
据说，柏俊阅卷时已经察觉不对，但是，他没有汇报此事，而是将此考生的试卷抽出，但最终他的家仆却又偷偷的将试卷给塞进了正榜之中。此事可见，当时的清朝上下腐败似乎已是常态，下人们只认得钱，哪管主子的前途。
只能说整个社会的风气已经坏了，大家没觉得花钱买前途有啥不对。到了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也发生了一场科举舞弊案，其中有六人均为纨绔子弟，揭榜时一片哗然，不过，此事的处理却很低调，主要针对考生，看他们的笔迹是否相符、文理是否相通。
虽然，也有考生被隔学、停会试一科，但是，没有涉及到官员，也无人头落地，故而，基本不太被提及。更主要的是，同年还发生了一件行贿考官之事，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它。这天，苏州府衙门收到行贿考官物证，提交证据的是江南乡试正考官殷考官。
清朝的官员何时有这么大义凛然了？
如果清朝的官员果真都如此，整个清朝的科场风气就不会那么腐败了。殷考官是“被迫”的，他也想得银子啊，只是这银子太烧手，他得赶紧扔了。这事还得怪行贿的人，挑错了办事的下人。殷考官是京官，来到地方督考，地方官总得拜访吧。但这位下人很没有眼力见儿，他来送银子的时候，这位殷考官正在和苏州地方官相谈甚欢。
也许是主人交代的不清楚，这位下人急吼吼的就将银子和信递了进去。殷考官收下，虽然，当时有点小尴尬，但是他不说那位苏州地方官也不会说啥，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位下人急了，银子出去了，连个收条都没，回去咋交代啊？于是就囔囔，非得要这位考官大人给个回话。这还了得，殷考官可是还想多活几年呢，于是，干脆就“报案”了，说有人科考行贿。
后人说，这就是影响鲁迅命运走向的重大历史事件，因为，这个行贿之人就是他的爷爷周介孚，内阁中书，当时丁忧在家。
周介孚诞生于浙江绍兴，二十九岁（1867年）考中举人，三十三岁（1871年）考中进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奉旨任江西金溪知县。戴了三年多县老爷的乌纱后，因与上级不和，1878年被弹劾免职。1879年经李慈铭指点，“卖田捐官”，以后一直在京候补，直到1888年才得了个内阁中书的实职，1893年因母丧丁忧回乡。
鲁迅的父亲这年应试，周家族人子弟也有应试的。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现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层层上报。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神圣而纯洁，一见竟然有官员公然行贿，龙颜大怒，将周介孚从严处理。事件结果就是：周介孚被判斩监候。
当然，周介孚在京为官多年，他敢如此行贿，除了他和殷考官有交情外，更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是当时的常态。周介孚大概是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撞到了枪口上，运气不是一般的差。他的那些同僚也是这么认为，于是，在周家上下打点下，这个斩监候就被拖了下来，然后，周老爷在杭州监狱一待就是八年。那年，八国联军来犯，京城监狱的犯人跑了又回来。
于是，刑部就上疏朝廷，来个赦免吧。这个刑部尚书呢，就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于是，他大笔一挥，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被列入名单，就这样保住了一命。
周介孚被定罪，在于当时的那么一嚷。大家都知道没法弱化这个事件，周介孚这边被定罪，而那厢同样有嫌疑的舞弊却是一笔带过，清代档案里这么说：“皆密求人致书入京请托......潜挟巨资匿居城中......以求复试苟全。”大家都知道，为何后来没啥动静了？没证据只得轻判。
花钱可以搞定一切，这已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了。
有人分析，科考腐败是因为官员的收入太低，还举了很多例子。若是折算成如今的货币，文官收入要比武官稍高一些，未入流的文官一年收入过万，九品武官不到六千。
有人算过，清朝普通人一年的基本开销，大概是5两银子。也就是说清朝的九品官员，一年的收入只能养活5—6人。若是官员过着清贫的生活倒也够花，但是，有几个官员可以忍受清贫呢？于是，送钱只为谋更高的官阶，于是，各种名义的敬钱应运而生，以至于，各行各业都需要银子打点，包括科举。
只是，这是贪腐的理由么？
实际上，官员的隐形收入不少，各地的实际征税真的会如实上缴么？
贪婪才是答案。
朝廷赋予的权力成了谋私利的工具，居然还形成了某种默契，那些官员要不是私下“同情”周介孚，能如此处理此事么？
家道中落，对鲁迅的打击是大，但是，给他真正触动的应还是那个烂到骨子的满清时代。
参考资料：
【《鲁迅祖父周介孚与李慈铭》、《 王乃誉所记“贿辨事”舆周介孚所历“科场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