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品评书法作品时不以一种单一的审美风范为宗，而是主张以多元的“包容无碍”的“圆融”之美加以赏析。苏轼在《次韵子由书里》对书法作品提出了“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要求，他在《题鲁颜公书画赞》中，认为颜真卿的《东方朔画赞》，即紧凑又不失清远，虽字体大小不一，但气韵贯通。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件书法作品的风格是多样的，但是又紧密相连，它们“包容无碍”地同时存在于作品之中。
《书砚》是苏轼从具体字形结构的角度，谈论关于笔墨字形书体如何达到“圆融”之美的一篇文章。他说：“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解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茶苦患不美，酒美患不辣。万事无不然，可一大笑也。”这就是说，不同的字体、书体各有短长，所以要达到“圆融”是非常不容易的。
苏轼在书法实践上也强调“通融无碍”创作观。在苏轼的书论中，所谓“通融性”是指书法与绘画、诗歌等不同艺术门类具有相通性；个别艺术内部，如不同书体之间的关系也具有相通性。书法中的篆、草、隶、行、楷等书体的发展虽然有先后之分，但又有紧密地联系。并且，各种书体虽然在形象的显示方面各自不同，但同样关系密切。
各种书体因为时代与书家的缘故又各自分为多种书风，各种书风的差距虽然很大，但在审美本质上是休戚相关的，即各种书体、书风所遵循的基本法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这个基本法则，就可以举一反三。
苏轼在给蔡襄书法作品所作的跋文《跋君谟飞白》中就明确指出：“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始而不可……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这就是说，篆书、隶书与行书、草书有着相同的一面，蔡襄楷书、行书、草书、隶书均能随心所欲，就是因为他真正掌握了书法各书体之间“通融无碍”的规律。
苏轼在《小篆〈般若心经〉赞》中明确用佛教般若思想来阐述他对于各种书体、书风“通融无碍”的创作观：“草隶用世今千载，少而习之手所安。若舌于言无拣择，终日应对惟所问。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墙壁。纵复学之能粗通，操笔欲下抑寻索。譬如鹦鹉学人语，所习则能否则默。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世人初不离世间，而欲学出世间法。举足动念皆尘垢，而以俄顷作禅律。禅律若可以做得，所不作出安得禅。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间无篆亦无隶。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稽首《般若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
苏轼认为“世间”和“出世间”本来是一个东西，由于人的“执着”，世人离不开“世间”，但却要学脱离“世间”的“法”，去追求一个脱离尘垢世界的“法”。“尘垢”与“禅律”本来就在一念之间，但人因为有“分别”之心，便另外找出一个“俄顷”的时间追求“禅律”。其实，禅律本不可得，世人只是自寻烦恼。《般若心经》虽以小篆写成，却让人有“无篆亦无隶”的感觉。这是因为创作者心忘其手、手忘其笔，使心中的“形声”、“点画”自然而然地流露，从而摆脱了“我执”的驱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