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惠敏】
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花费相当少的经费，却能有效地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协助。就商人来说，他们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以下分三个部分讨论。
第一，天时的优势。清朝与准噶尔长期征战，耗费数千万两的战争经费，乾隆二十年（1755）平定准噶尔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处驻防经费仍在十余万两。乾隆后期决计减缩驻防经费，由山西协拨军饷每三年给20万两。蒙古的盟长驻班乌城，由蒙古四部负担畜牧、台站、卡伦的经费。然而，台站所需的驼马、牲畜、帐棚、器用都是向商号赊账，再由商号到各旗牧民处收取羊只抵债。在两处驻防城市的官商大盛魁累积千万资产，应是借助这样的运作模式而来。
大盛魁，是清代晋商开办的对蒙贸易商号。
中俄于雍正五年（1727）签订恰克图条约，真正在恰克图贸易应该是乾隆十九年（1754）以后，因准噶尔战争，乾隆皇帝决定巩固边疆，开放中俄边境贸易的同时也能控制蒙古地区。首批至恰克图贸易者为皇帝派遣的内务府官员和买卖人，他们领着内帑到恰克图，沿途必须奏报情况。买卖人等以中国丝绸换俄罗斯的毛皮，货品贸易价格、数量都得清楚呈报，还需和前次的做比价。
乾隆皇帝充分掌握恰克图贸易的资讯。乾隆三十三年（1768），皇帝指示库伦办事大臣订定恰克图章程，由恰克图章京和甲首于开市前夕共同协商议价，让商民获取更大利润。但乾隆年间共三次中断恰克图贸易，贸易没有大幅成长。
嘉道时期晋商贸易兴盛，此时政府对边疆地区采取消极、僵化政策。根据关文发的研究，嘉庆皇帝明明知道内地民人生齿日繁，移民边地势在必行，然而，他却严格地管制关外垦荒，多次重申禁令，一方面确实登记至蒙古贸易商人资料；另一方面强制驱逐在蒙古种地游民。
嘉庆皇帝强化商民的控制措施，使得库伦办事大臣彻底实施检查商民部票、核发执照，造册报理藩院。并且，商民事务衙门确实登记恰克图和库伦的商民人数、编里甲、门牌等，这项制度一直维持到清末宣统年间，留下众多珍贵的商民档案。
从事中俄贸易的晋商领理藩院院票，每张院票领12,000斤的货物，一家商号领数张院票必须财力雄厚，亦形成垄断性的贸易。不过，晋商家族同时分设若干字号，以免变成政府索贿的对象。据恰克图章京的说法：“大商富贾一家分为数家，伪为零星小商，冀免厘金、票规，只须贿通胥役，便可任便运货。”又：“恰克图商民入行立栈及更换字号等事，向不呈报司员衙门，均由该甲首等经理。”
山西商人将大商号分成数家，避免树大招风，比起广州行商来说是聪明多了。直到朝廷意识到晋商雄厚财富，他们又说因太平天国战争，断绝茶叶之路，家资已消乏。至今榆次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等建筑气势非凡，可想见当年中俄贸易之活络。
牵骆驼的蒙古人（山本赞七郎1906年拍摄，现存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